刘宣的麾下，除了亲兵三百，如今已经有五个步兵营，分别是一营白旺、二营张虎成、三营李旭中、四营杨四宝、五营张应金，另外还有李旭升骑兵营六百余人。
炮兵共有虎蹲炮几十门，千斤重的大佛郎机六门，几百斤重的小佛郎机八门。刘宣将这些火炮编成了四个炮兵哨，其中虎蹲炮哨两个，大佛郎机炮兵哨一个，小佛郎机炮兵哨一个，任用李进忠，王庚等担任哨长，因为缺乏合格的营官，只好让刘宣亲自兼任。
步骑炮三军主力加在一起共有六千五百余人，算上依靠刘宣吃饭的老弱妇孺，刘宣麾下的人马已经超过了一万五千人。
历史上的陕北农民军，除了很少的骨干，几乎大部分的部队都是裹挟的流民。所以尽管这些农民军兵力常常超过十几万、几十万，但是还是被数量不多的官兵打的丢盔弃甲，狼狈奔逃。
早期的农民军将领，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练兵的能力，军中的骨干全靠多年战争的淘汰，人员也全是陕北的同乡，外来的流民想要出头，就更是千难万难。
刘宣当然想要打破农民军这种宿命，他以穿越者的眼光，非常重视士卒的训练，经常以身作则带头在校场中训练。
刘宣还效仿戚家军与后世的湘淮军，在早期就为这支军队制定了严密的编制，并不像其他民军一样乱哄哄的乱成一团。他严明刑法、重视纪律、厚待勇士、不吝惜财物，再加上作战时身先士卒。因为这几方面的原因，才打磨出了这支军队的雏形。
如今刘宣麾下有五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总兵力超过六千。其中张虎成营因为抽调的骨干铁甲最少，实力已经超过了第一营，成为最精锐的步兵营。
这些部队中，除了实力最强的骑兵营外，就以张虎成第二营，白旺第一营最为精锐，算是第一等的部队。
余下的三个步兵营中，李旭中第三营在攻克延川战役中损失惨重，先后损失了两个哨长，哪怕后来大力整补，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恢复以前的战力。
杨四宝第四营尽管也有不少骨干，但是毕竟是新建部队，如果不狠狠打上几仗，也很难充当重任。
反倒是张应金麾下的第五营，因为与官军多次交战，战斗经验比较丰富，麾下的士兵大部分都是跟随张应金在延川转战两年的老兵。如今调拨了不少铁甲强弓，士卒经过一段时间补充修养，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战斗力已经不俗。
一个领兵打仗的大军统帅，最起码要知己知彼。对于麾下的各营士兵，刘宣当然非常了解，对于延安府的对手，刘宣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明末之时，朝廷的官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就是不注重防间，无论是辽东建奴、还是陕北流民，都能够轻易使用间谍细作打听到官军的情报，轻易攻破不少名城大邑。
朝廷之所以如此无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末年执行能力的低下。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为他的后代留下了史上最垃圾的税政，还留下了皇权不下县，县令不出城的法令，这一道法令，基本上粉碎了朝廷的基层动员能力。
从弘治年间卫所制度败坏之后，明朝几乎彻底失去了基层动员能力，一个县城，朝廷命官也就三五人，地方的权利百分之百控制在豪强缙绅手中。
因为失去了基层动员能力，就造成了皇帝诏令不出京城的局面。加上明代历代皇帝制造的层层制衡的格局，就造成了这个变态萎靡的晚明社会。
自从张应昌兵败之后，很快就被朝廷下狱。守卫延安的重任从新落到延安卫指挥使刘勇身上，上月初三，还提拔刘勇为延安参将，从二品陕西都司同知。
刘勇虽然从新被朝廷重用，脸上却没有半分高兴。张应昌兵败之后，收拢的败军还不足两千人，即便加上他亲自募集的家丁，总兵力也就三千余人。
况且张应昌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一方面花费银两，贿赂老，另一方面将手中的精锐家丁交给张芳统带。
这样一来，张芳麾下的兵力已经超过八百余人，有了张芳制衡，刘勇在延安府也不能随心所欲。
这两个月来，刘勇也只能将自己最大的精力用于内部纷争。张芳尽管不会打仗，但是却狡猾诡诈，很善于内部的争斗。再加上还有精明的秀才张文昌为他出谋划策，尽管这两个月来落在下风，但是却根基无损。
延安城中兵力薄弱，只有不到三千，真正的精锐家丁，只有不到一千余人。再加上军中将帅不合，士卒离心，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之时。
所幸刘宣击败张应昌之后也损失很大，不仅失去了大将石勇，麾下的真正骨干也元气大伤，才没有乘胜追击，攻打延安城。
刘宣练兵休整，也给了延安府守军休整的时间，尽管有张芳牵制，刘勇还是收拢了不少败兵，稳住了慌乱的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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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议的时辰已到，众将已经全部到齐，刘宣手持马鞭，见麾下的众将全部鸦雀无声，于是用力敲了敲桌子，大声的说道“最近一段时间我左思右想，决定出兵延安府，看一看能不能做一票大买卖。”
“听说黄龙山王嘉胤最近打了几个胜仗，也想北上延安。王嘉胤此人眼光不凡，遇事很有远见，咱们顺便去延安府与他汇合，一同度过黄河，打出陕北这个浅池子，到大明的江河湖海中好好闹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