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当时天皇是将军手中的傀儡）。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跟将军与诸侯一样，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言归正传，日军第四师团迟迟不肯开拔，多田骏屡次催促都没有任何的效果。再加上第14师团在前线连战连败，也终于惹恼了多田骏，于是多田骏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笠原幸雄赶赴石门，督促第四师团尽快赶赴山西，与第14师团等部会和。
对于此事，第四师团师团长北野宪造也深感面上无光，得知笠原幸雄要来石门的消息后。北野宪造再也等不下去了，亲自赶到各联队驻地，亲自督促手下的这些孬兵们尽快开拔。
在北野宪造的亲自督促下，第四师团这才勉强组织起兵力，先后离开了石门，向着娘子关一线开拔。
而此时，日军第14师团，第46师团，第47师团已经在阳泉会和，而且并没有在阳泉停留，继续沿着正太铁路向太原进发了，而直到此刻日军第四师团先头部队才刚刚赶到娘子关。
八路军第七纵队在制定和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第四师团的作战计划后，立刻上报给了八路军总部，并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因此八路军始终密切关注着日军第四师团的动向，这股小鬼子刚一离开石门，八路军便及时得到了消息。
马振国指着沙盘一脸严肃的说道：“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日军第四师团之第八联队已经乘坐火车赶到了娘子关，第37联队，第61联队也已经离开了石门，走公路赶往娘子关一线。只有第70联队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估计是在等候运载第八联队的火车返回石门之后，再乘坐火车赶到娘子关一线。”
李国韬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沙盘，若有所思的说道：“不过第37联队和61联队的速度未免有些太慢了吧！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才走出了几十里地。据我所知这个第四师团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极高，比之第14师团都要强上一截，对于一支半机械化部队来说，这样的速度简直就是龟速。”
孟政委皱着眉头说道：“难道是小鬼子沿途遭到了我八路军地方部队的阻击？”
李国韬摇了摇头说道：“应该没有，目前为止从石门娘子关这一路上并没有我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算是一些地方上的部队阻击了这股小鬼子，也根本不足以影响到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