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府瓷：型制设彩依例专烧，供包括亲王在内的其他皇室成员使用。文物中著名的“乐道堂瓷”即是王府瓷中的典范之作。
3、一品宫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多作帝王赏赐之用。早期的宫瓷题材多取自官服上的补服元素，比如武一品的麒麟，文一品的仙鹤等。
值得一提的是：民窑瓷用龙多将爪藏于云水之中而不现，可以说是一种皇家礼制与民俗的相互妥协。
《清史稿》记载：皇家御窑烧造，归养心殿造办处负责，即由养心殿造办处提供型、制、纹样、工艺要求，很多样品均在京城试烧，这一点在康熙一朝尤多。逢皇家盛典，则会专门指派高级官员（往往是皇室成员）督办。例如“同治皇帝大婚瓷”就是由时候总理大臣、辅政王的恭亲王奕訢专门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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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方的性质的需求，远不是瓷器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在中国历史的瓷器发展当中，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瓷器崛起的最重要体现地域。
这个地区就是磁州。
后世认为，位于磁州地区的峰峰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了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临漳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
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临水窑窑址，出土百余件青瓷碗，这些器物有一半以上开始在口部施用白化妆土，上罩以青黄色透明釉，化妆部分显现出黄白色，这是磁州窑釉陶向化妆白瓷过渡的初级阶段。
1975年又在临水发现了一处唐代古窑址及化妆白瓷器残片。说明此时磁州窑化妆白瓷的烧制已经步入成熟时期，窑器也由支烧改为笼（匣钵）钵装烧。
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磁州窑是宋代北方民间瓷器的典范，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在长期的陶与瓷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风格与特征（即白化妆技法），多用统一的造型、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产品的风格体貌，体现出地方特点、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它的产品多是日常生活必须的盘、碗、罐、瓶、盆、盒之类的用具，线条流利、自由奔放，表现出民间艺术所共有的豪放朴实的风格。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揉融在一起，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
在磁州窑的诸多品种中，尤以白地黑花（铁锈花）、刻划花、窑变黑釉最为著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窑（汝、官、钧、哥、定）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
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它那一气呵成的娴熟画艺，令许多艺术大师叹为观止。
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产品趋向厚重，器型硕大、圆浑，纹饰主要有云龙、云风、云雁和鱼藻纹等。
1973年，在彭城大路沟曾出土有“大元国至元三年……”的石制碾槽，并出土了很多元代典型的鱼藻盆残片。其型制、装饰风格与北京元大都出土的鱼藻盆极为相似。一直以来，在彭城的旧城改造中更是大批量、大规模地发现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元代瓷器、瓷片。
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在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官坛厂”，以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彭城作为磁州窑的中心，也随之而成为北方瓷都。
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又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窑场增多，窑型改大，品种增多，产量增大，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磁州志》记载，“彭城滏源里居民善陶缸之属，舟车络绎，售于他郡”。民间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清未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彭城镇仅剩缸磁窑130等座，瓷业工人千余名。
可以说，磁州窑代表的就是中国民间瓷器制作工艺的崛起历史。
而有一种观念是不无道理的，那就是景德镇假如说是“官窑”体系的代表，那么池州真就可以说是民间瓷器的发展史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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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眼下认为，扶持瓷器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并不是太过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时期的瓷器发展，并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承接先人技艺，加以革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