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辽国之外，西夏受到的汉化程度也算是比较深刻。
西夏的很多地区的命名，甚至是直接传承自宋朝时期的地方名字。
当然这一点并不代表西夏的汉化与宋朝有着很大的关系，相反，西夏的汉化早已经在其立国之前就已经是深受唐朝汉文化的影响。
西夏的前身是定难军节度使，其开拓者是拓跋思恭。
拓跋思恭，是唐朝末年党项族的首领，为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偏将，咸通末年据宥州，自称刺史。黄巢入长安，拓跋思恭与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李孝昌同誓讨贼，唐僖宗以他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抵达王桥，被黄巢击败，之后与郑畋等四节度同盟，屯兵渭桥。
中和二年（882年），皇帝下诏命他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进封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黄巢被平后，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嗣襄王李煴之乱，僖宗诏命思恭出兵，还没发兵，李思恭卒。
乾宁二年（895年），以其弟李思谏为定难节度使、思孝、思敬为保大节度。
而因为赐姓的缘故，拓跋思恭在作为定难军节度使名单上，传承了李氏的家族传承。
而从这个情况来看，作为外族首领而传承节度使职位，李思恭可以说在用人方面，必然是与汉人有着很多方面的交流甚至是任命。
只不过从一个方面的记载来看，党项族本身很有可能并没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基础。
因为西夏文的出现是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
这也就是算，西夏文化很有可能始于李元昊时期，而在李元昊之前，汉文化几乎已经成为定难军控制区域的主要文化基础。
而这一点可以从西夏文字绝大部分与汉文字有着密切关系就可以看出。
因为只有汉文字完全深入到定难军控制区的生活以及官方交流范畴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世认为，西夏文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
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
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
西夏文“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初看与汉字相似，因为它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它的基本笔画，也有与汉字相同的点、横、竖、撇、捺、左拐、右提，但没有汉字常见的竖钩，对撇捺等斜笔运用较多。
由于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认记、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就连汉字中书写最为简单的数字，到了西夏文里笔画也相当繁杂。
西夏文仿照汉字创制，汉字书法有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真书即楷书。传世西夏文献中已发现篆、楷、行、草四种书体，而未见隶书。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而在西夏文出现系统的发展之后，才正式成为西夏国取代汉字成为官方文字的基础。
作为“国字”，西夏文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后世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西夏文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三个世纪，才正式宣告逐渐失去传承基础。
这一点很有可能跟西夏文与汉字有一定共同点有着相当的关系。
西夏文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
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
西夏灭亡后，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西夏文字创制后即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甚广。西夏国灭亡后，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
到了蒙古国灭亡西夏之后（公元1227年），西夏文则是另称为河西字，且其文化并未完全消失，元代人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明初时期亦曾刻印西夏文之经卷，到了明朝中叶，还有人以西夏文刻于经幢。近代既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西夏文本的地藏经残本，此时距创造文字之时已历时约500多年。
……
而在出现西夏文之前，党项族的文化底蕴虽然不算一片空白，但是却相当肤浅。
在党项族在内徙以前仍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赋税，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