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环境造就了外交体系的特殊性，很多时候，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合纵连横的事情在乱世当中也并不算常见。
而两国之间的同盟在很多时候而言，就是一种简化版本的同盟方式。
而正所谓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一个国家的同盟国的选择是在战争时期甚至是和平期间都是很关键的一种国策取向。
而在这个情况下，远交近攻就算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同盟或者是交好他国的主要形式。
但是远交近攻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
这一点很多时候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国力平均水平。
当然，在战争当中，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一个取舍关键。
……
在中国历史上，远交近攻造就了秦国的辉煌发展，也造就了被盟友迅速攻灭的例子。
其中，远交近攻形式的外交当中，联金灭辽跟联蒙古灭金就是后者的著名例子。
联金灭辽是宋徽宗年间的北宋国策。北宋朝廷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于是趁着辽国衰落，与新兴的金国结为同盟，共同灭辽。
北宋时，辽国是北方的强敌。宋太祖致力内政，对辽取守势。太宗时几次伐辽，均为辽所败。真宗时与辽订“澶渊之盟”，这是宋对外屈辱的开始。乃至徽宗，腐败更甚，信用佞臣蔡京和宦官童贯。
此时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建立大金国，威胁辽国。金军先后攻占了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上京临潢府，声威大震。北宋君臣认为辽必亡无疑，想乘机恢复辽所夺的燕云诸州，徽宗遂遣使赴金与之结盟，相约夹攻辽国。
重和元年，徽宗派遣武议大夫马政率同高药师等乘平海指挥兵船，自登州渡海，以买马为名，前往金国结好，受到金国响应，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宋金之间的秘密外交，此后双方互派使节，屡次商谈。
宣和二年宋使赵良嗣等与阿骨打达成协议，决定联兵攻辽，并约定：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北兵不得过松亭、古北榆关之南；宋取辽之南京，金取辽之中京，幽燕原为中国汉地，应归南朝；西京侯挐了阿适，待与南朝；金人助宋收复失地，宋须纳前与辽之岁币于金；平营滦别是一路；其地界，且以古北松亭及平州东榆关为界；要约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西京管下为恐防收捉阿适道路，所有蔚、应、朔三州，近南界，将来举兵，欲先取此三州；其余西京归化、奉圣等州，侯了阿适回日，然后交割；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并特别强调：“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
双方互换国书，立下盟书，是为“海上之盟”。
而这个国策的取舍，北宋朝廷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但是这种反对声音同样没有意识到金国相对于腐朽的辽国而言，无疑是更甚于前者：
这个谈判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
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枢密院执政邓洵武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
安尧臣则认为伐辽是妄启边衅，用汉唐故事，认为人主兴师于远夷皆不可取，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浪费民力，更何况本朝之弱，且认为所谓伐辽都是童贯这一权阉勾结党羽，形成集团，鼓噪而动，以矜其功，挟恩而重，皇帝不能被奸臣小人所蒙蔽。
观宋人之言，皆以为此为背誓而启边衅，将导致兵事连年，民困于此，战争会给承平已久的宋朝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使得民生凋敝。并以为辽为弱国，不可兼弱攻昧，与强金为盟，与以身饲虎无异。然而这些人上书言事只不过是制造舆论，以国家社稷为重只是他们的标榜。
统观宋代，士大夫言兵事并非无稽，复燕之说更是一时之风气，时兴时淡，主和之人未必不想复燕，主战之人未必不曾有主和之议。此时之战略机会更非是天方夜谭纸上谈兵，在大的环境下，这些人反对使用武力，并不是完全的出于国家战略之考量。
他们上书虽然标榜着自己为国家考虑，但言语之中很明显有针对蔡京和童贯的意味，上书大篇幅地都是在攻击童贯，声称他什么养私兵自重，这完全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集团之倾轧可见一斑。又童贯以阉人掌兵事，兼犯士大夫之两重忌讳，况又有用兵西夏之功，为了打压其气焰功绩，又不能直犯皇帝之颜面，只得攻讦其妄图大功，其弹压武人之意昭然若示。
但是即使是没有什么人看到金国的强大将会是对北宋的重大威胁，但是这不代表当时并没有例子让北宋朝廷认清楚事实。
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话来：“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此是宣和元年之事。
然而高丽国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金收国元年十二月，金国大破辽国御驾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