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江南之乱，参与者范围并不能算多么广，但江南不仅是清国鱼米之乡、财源重地，更是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强的地方。人口基数摆在这里，再加上稍稍运作，弄出一个一百万的受牵连者，也不是什么问题。
任职于萨载政府的那些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显然是会被处以流放。江南军中的那些民勇，也是基本相同的下场。
江南军中绝大多数都是地主武装，也就是江南豪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自己出钱出人搞出来的部队。这些始作俑者非常容易被查明，实际上大唐军情单位已经掌握了一份名单，可以按图索骥，将这群豪族一网打尽。
初时江南高门大户还认为自己有实力抵抗朝廷和唐人，他们撺掇出地主武装，跟萨载沆瀣一气，可是唐军和武卫军的出现，让他们彻底明白了，在暴力机器面前，他们天真的可爱，没有丝毫可能抵抗成功的机会。
朝廷也给那些大户们选择，一方面向朝廷缴纳高额的罚金，给自己赎罪；另一方面，这些高门大户往往都是大家族，分为好多支系，子孙可能上百，再加上为其效力的长工和佃户，数目更是众多，所以唐人要求取这些大家族中四分之一的人口，移民到海外去，可免于追究这些大家族的罪责，不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个条例一出，让许多大家族都松了一口气。显然对抗朝廷是没办法了，唐兵和武卫军来到他们家族宅院之外，放枪放炮，估计全家都要死光，香火绝嗣，这是这些大家族都不能接受的事情。而大家族们往往有一些穷困的分家、旁系，他们耕种族中的族田，并且接受家族中的公共教育，对于掌握家族实际权力的嫡系来说，这些旁系都是可以舍弃的，再加上为了家族世代打工的那些附庸，这四分之一的迁移人口就出来了。
这个手段清朝廷和大唐都得利了，嘉庆得到了罚金，缓解了自己的财物状况，而唐人则得到了大量的移民。本身唐人也不希望用太过暴力和直接的手段将这些江南高门大户连根拔起，因为大唐在战略上不希望看到由于既得利益者的生产资料关系发生变化，导致重新洗牌，继而缓解了人地矛盾，使得当地穷人又获得土地，不再有yù_wàng出洋。
大唐的想法是，让中国人也像是欧洲人一样，带有更强的外向属性，当失去了土地和缺少生计的时候，能够主动“就食于外”，现在这会儿才是十八世纪末，大片大片的土地还没有开发，大唐共和国不担心没有地方，只担心人不够用。
武卫军的小军官中尉邓元顺，也就是京师城管卢小毛的伙计，卢小毛介绍了邓元顺来武卫军，因为拉来了不少人，在军中表现还算出色，被委任以中尉之职。邓元顺现在的任务便是看守俘虏，江南军民团被嘉庆判为全体有罪，都是要流放海外的。
邓元顺受命将这些俘虏们都遣送回原籍，然后在武卫军的监督下，令他们收拾行装，带着家人，准备出发。
“你们招子都给我放亮一点，谁要是敢私自逃跑，那可就不是流放海外这么简单了，你们携家带口，跑也跑不到哪儿去，现在江南到处都是我们武卫军的人，举报逃人还是有奖的，你们被谁看到，都要提了去领赏钱，就不要做那些歪心思了。”邓元顺抱着膀子对面前的一群被俘民勇说道。
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国人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愚昧而缺少鲜活，很多唐人之前都对此没有认识，但是真的来到这片土地上，才看得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被不断贬斥的社会现象是怎样的。另一位面中，南京大屠杀之时，屈屈几十上百个日本兵将上万的南京人驱赶到刑场，他们自己也都害怕，可是那些枪口之下的中国人，却根本不懂得反抗，麻木的等待着被枪决。
而源流其实在明清时代就已经种下了，一个腐朽到臭的文明走到了其末路，而其统治下的人民也都如行尸走肉。封建理学和清代带有强烈奴隶社会性质的主奴体制，让人民们丢失灵魂。
只是邓元顺却想不到这个层次，他看着那些低着头灰着脸的俘虏们，老实地回到自己的家中，在武卫军士兵的看守下，接出家中的父母妻儿，几乎没有谁进行反抗，他们收拾着家里值钱的东西，似乎已经认命。
只有一个年纪不大的青年跪地求恳道：“军爷，我家老父年已七十，只有我一个独子，经不起折腾，求军爷放了我老父亲吧，我一人被流放就是。”
邓元顺原本是个泼皮，从来不喜欢跟人讲人情，他骂道：“早知今日，何必造反呢？皇上和大唐饶你一条狗命，你就该烧高香了，还敢跟爷讨价还价？”
“您行行好，放小人一马，小人给你立长生牌位。”
邓元顺不依不饶：“王法就是王法，你说放你就放你，那大伙儿都不用去了。再说流放了你，不流放你爹，你爹也没人供养，照样没个结局。唐人的海船很大很稳，没有什么折腾，运气好了兴许去个跟江南一样的好地方，你再特么多话，老子直接毙了你！”
将一群背着行李包袱的俘虏和其亲眷押上江船，邓元顺一并前往上海。在上海有移民船等着这群人，他们将是最先出发的移民们。大唐招募移民的行动中，川楚移民现在尚未形成最大规模，预计今年年底会大批量从川楚来到长三角，然后启程前往北美。
为了承接江南流放移民，大唐民政部门和船运公司将主要的运力暂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