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天仪式之后，白南作为总统的生活也慢慢拉开了帷幕。当初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他的实际工作其实也并不算多，主要是出席一些有关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会议，实际处理的问题相对较少。而真正地坐到总统位置上，真的是事无巨细，各方各面都跟他相关了。他所要处理的也不单纯是军事上的事务了，而更多是跟本国内政有关的。
军事上的情况还相对好说一点，大唐有比较完整的国防军事发展计划，不管是正规唐军的扩容和拉丁兵团、越南兵团等特设兵团的组建，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装备发展方面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军事上反而是白南现在眼前的确定性最强的一方面，因为大唐的国防军事就是要做到世界最强，确保能够保护大唐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地区的利益。
内政上，大唐还是面临着诸多挑战的，首先一大挑战就是大唐潜在财政赤字问题。自1774年大唐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唐财政在绝大多数财年都是保持略有盈余甚至是巨额盈余的，按理讲巨额盈余在财政上也是不健康的表现，不过那时候因为大唐的国力有限，就算是想花这笔钱，也没有能力花出去，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执行大量的工程建设，也没有足够的生产产能方便政府进行的巨额采购等等。不过随着京城事变后，大唐每年都能稳定输入一百万人口进入本土，大唐先是开展了西海岸三州的大开发，随后又进行了东南三州的大开发，现在又开始搞中南部三州的开发，一座座城市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
显然单纯靠移民们自己去建设新城镇是不可能的，而且所有的新移民来到大唐之后，他们都会得到一系列的安居福利。每个移民都能够得到土地收益权，而且他们还会获得一定时期内免租金的住房，并在一段时间后能以低价买断自己的房屋。新城镇需要为移民们提供工作机会，大唐就必须建设一系列的工厂和其他服务性的机构，建造工厂和各种基础设施都需要大笔的投资。不同于另一位面的共和国，在改开时期可以利用外资，之后又能够利用大量的私人资本，政府需要付出的只是土地和经营政策上的便利。在这个位面中，大唐能够利用的资金，只有自己通过消费和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的盈利来获得。
比起美国人移民和开发自己的国土的速度，大唐开发一个地区的速度简直令人惊叹，往往三两年时间内，一座完整的城市就会拔地而起，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居民，堪比一个建成了上百年的欧洲城市。当然这里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就是大唐国内几乎处处都要花钱，官方的赚钱能力很强，花钱速度也是惊人的。
即便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以至少百分之十的速度递增着，但显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更快，尤其是在北美中部地区和墨西哥入手后，对这些地区的开发显然会让大唐背上更沉重的担子。
自然同样也不能忽视，虽然大开发是一个吞金巨兽，但一个地区如果经过开发，很快它也能够产生大量的回报，只是相对短期的时间里，这个回报并不多。当然谁都可以看得到，一旦规模上来了，大唐的财政收入又会面临一个新的井喷式地增长。
不过就现在而言，大唐必须严格警惕着由于人口大量增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等福利太过巨大，出现太大的财政赤字，影响国家的正常发展。
内阁会议上，新一届的内阁成员正在就这个问题畅所欲言。新一届的央行行长田骏针对潜在财政赤字问题发表见解道：“我国面对的财政问题，我认为可以从货币政策上得到一定的缓解。首先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原本的金本位的顶层设计，已经越发不符合我国的经济现状。实际上金本位是我们现在可以保持的一种货币体制，我们的贵金属生产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情况，我们保持的唐元和黄金一比一克的兑换，也越来越束缚我们本身发展了。英国人通过工矿业的进步，已经逐渐在黄金采掘上降低了成本，他们在印度的金矿，开始产生大量的黄金，而英国人通过黄金兑换我们的唐元外汇，再用于购买我们的各种商品，实际上已经大赚便宜，我们实际上与英国人进行的黄金-唐元的交易，是我们在保持亏损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手里也握有大量的黄金，我们用自己定下的一个虚高价格，换出我们的唐元，即便是看上去用纸换来了黄金，但我们才是亏损的一方。金融学界现在关于改换金本位为信用货币体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们政府中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放开我们跟黄金的固定比例挂钩，让黄金成为一项自由交易的商品，而以我们强大的国力为我们的唐元价值背书。”
田骏又顿了顿，说道：“而且信用货币的可操纵性会相较金本位货币大幅度提高，我们可以使用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来适应我们的经济形势，也会产生诸多的好处。首先，由于我们是世界上首创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不管对信用货币有什么样的疑虑，只要他们想要从我们手中买东西，必须使用唐元。而实际他们的货币却是以金银本位为主的贵金属货币，我们之前已经通过打压银价而在西班牙身上割走了一块肉。如今我们通过唐元与金银货币的脱钩，又可以顺便再收割一波其他国家的利益。”
已经成为财政部长的林有德，思维上还是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