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草茂盛的沼泽里，一只鸭子突然飞起来，打破了四周的静谧。就在它冒出草间的一刹那，“砰！砰！砰”，潜伏在不同角度的猎人同时出手，在交火间，彼此也对对方的位置心领神会，他们的猎枪成为交流的方式。作家龙应台笑着说：我愿意当那只鸭子！我想让不同世界的华人有一个交流的话题！
龙应台的文章，一直没有下过火线。她曾造成刊载她的文章的报社停刊，也曾公开给领导人写信。面对时政，她从来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而她的每一篇文章，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华人的论坛中引发热烈的甚至充满火药味的讨论。而大家在争吵之余，也开始相互理解和交流。这远比互不关心要好，这是迈向和解的第一步。
台湾的龙卷风
很多人不知道龙应台是一位女士，看到她的名字，以为是一个豪气冲天的男作家。她的名字的确有一些男性化，但她是一个心思细腻、笔锋犀利的女性。
22岁时，龙应台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选择到，8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她一开始留在美国，在两所大学任副教授，一年之后就回到了台湾，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84年，《龙应台评上市就销售一空，台湾人很少对类似的书反响热烈，作家余光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龙卷风”。她在台湾多家报刊开始发表杂文、，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看到自己的文章反响不错，龙应台把专栏文章结集成《野火集》，与当年鲁迅的《野草集》颇有相似之处。
《野火集》很快风靡整个台湾，是20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野火”成为那个时代台湾的集体符号。后来龙应台旅居瑞士，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在海外期间，龙应台继续在大学任教，在欧洲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龙应台第一次接触到大陆的读者，是在1995年，她在上海《文汇报》副刊写专栏。这种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
听完孩子的演奏
2004年12月，龙应台以香港一所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到广州做报告。当天下午，她就要求到学校去看看孩子们。广州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龙应台就去了其中的一家——康乐小学。学校为了向她表示欢迎，特地安排了学校的鼓乐队列队奏乐。当她走进校门时，看见孩子们站得整整齐齐在打鼓奏乐，不禁愣住了。“这是专门迎接我的吗？”龙应台有点惶恐地问身边的人。“是啊。”听到这个回答，她手抚胸口说：“我怎么受得起？我怎么受得起？”龙应台神情严肃地站在鼓乐队前面，专注地望着孩子们演出。陪同的人员说：“我们走吧，到会议室去。”她说：“不行，我得等孩子们演出完。”
孩子们奏完一曲，她向孩子们鞠躬感谢。即使是小孩子，她也是非常尊重的。当孩子们在校园里游戏的时候，龙应台站在一旁看小伙伴们玩耍，眼睛里充满了单纯与欢悦。
龙应台没有做什么慷慨的教育演讲，而是给老师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妇女的孩子被劣质奶粉伤害了健康，她无助之下行动起来，联络有同样遭遇的母亲，成立了一个组织，保护母亲的权利，保护环境。15年后，该组织成了台湾最大的环保组织。讲完故事，龙应台深沉地说：这是一种感人至深的责任与奉献，我尊重她！我们要让莘莘学子明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大名鼎鼎的人，成为太阳、星星、月亮。那么，不能发出巨大光亮的人，可以心里想着“哪怕只做一支蜡烛也好”，照亮身边的一圈人，照亮身边这个社会的角落。龙应台自己就是一根蜡烛，用她的行动，照亮身边的人。
女文人也能治世
1999年8月，龙应台在德国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马英九。马英九邀请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盛情之下，龙应台点头应允。
这件事在台北的政坛、文坛引起了轰动。作家李敖预测她上任不会超过3个月，就会拂袖而去。不少人对她担任文化局长是“既恐惧，又期待”，猜测她通不过官场的“考验”。
龙应台自己也抱着很多疑问，因为官场不同于书斋，由不得自己挥洒激情。权力让人腐败，她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龙应台当局长的风格和她的文风一样，犀利而且个性十足。按照惯例，她要接受质询，但是没有想到第一次她就和对方杠上了，争执和口角四起，她被扣上了“污蔑”的帽子。若是换作写文章的龙应台，她早就大笔一挥，转战报章了。但已经决定投笔从政的文化局长龙应台，居然一反常态地道了歉。
她不再追求发出自己的呼喊的效果，而是更善于以软性的手法来对付政治压力。在一次审议她的单位的预算会议上，又有几个“老油条”姗姗来迟。龙应台突发奇想，请来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以等候迟到的人。弦外之音是她的抗议。
3年的从政经历是一个机会，她不再看到一个钟表的表面就写文章，而是拆下了钟表后面的壳，看到了钟表的内部构造，看到了每一个齿轮是如何衔接的，大大小小的齿轮是如何走的。3年多来，龙应台每天工作16小时，而台北的文化土壤，丰厚之势有目共睹。这个文坛中的女战士，终于向那些支持她的读者和选同都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龙应台如是说：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