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班说：“是的。您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您为什么提这个要求，或者说发表这个谈话。”
强霖说：“真理和光。我不能忍受中国人的价值观扭曲。这会让中国人落入异教徒的怀抱。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有责任厘清帝国主义和上帝，是有区别的。传教士的牺牲，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是你们人为的造成的关联！这种关联，人为的扭曲了基督教价值观。正是我要把它拆开的，拆穿它。上帝的是上帝的，帝国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让中国人真正沐浴到上帝的光芒。”
阿班无话。他已经尽职地为西方读者问了所有的问题。
这是他在中国最难的一次采访。他的报道一直就事说事，坚持不说假话，不被收买的又良心记者。他与胡适博士一个风格。这次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思考。他抨击的中国丑恶现象，有多少是西方人造成的？
强霖的这次谈话，是他最近研究的结果。
后世1938年赛珍珠传教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中重要的原因，她揭示了中国农民对传教的真正看法，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农民们的切身体会。其中的现代逻辑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认同的。如同罗素哲学在1950年才获奖。
现在是1928年末，赛珍珠已经写完第一部《大地》。她的观点就是传教完全被农民弄拧了，应该停止。当然她的见解不一定对，她还是年轻的传教士，30出头。他的父亲长期在中国传道，是金陵神学院的院长。实际上的一个大学者，精通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他研究后，认为世界文化是相通的，地位同等的。
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赞同赛珍珠。江亢虎、鲁迅、陈独秀等人都会批评她抹黑中国人的道德水平，美国文人说她技术粗糙，实际上没有采用意识流等心理学成果，只是描述事实。胡适、林语堂等白话文写实主义者还是她的好朋友。
这一时期，反思西方传教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传教士，其中还有：雷鸣远：他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遣使会的排挤。雷鸣远干脆加入了中国籍。
真理和光，总是藏在深处，藏在这些民间的智者的思考中。
强霖试图让这些真理的探索，成为社会的主流。不能让西北杨忠等人的水浒文化总是主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wap_）,《重生的红小鬼》随时随地轻松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