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顾维钧相比，一个是清流校长，一个是职业化外交人才。两个人互相敬仰，顾维钧曾经劝说胡适出任自由党的党首而组阁，但胡适不干，专门在野。这就让所有当权者都不满，他自己也逐渐熬成了一个圣人。
顾维钧跟张作霖打交道很早了。张作霖成立安国军的时候，顾维钧是摄政内阁总理。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总统，顾维钧相当于国家首脑，当然是根据宪法。不过日本公使始终不承认他的首脑地位，坚持不递国书给他，让他很不爽。当然日本也没有人可递，中国人没有人有资格收国书。日本公使就这么把国书放在自己抽屉里。哈，混乱的民国，到处都是趣事。
张作霖后来成立军政府，自己称为大元帅，摆脱了宪法带来的无休止争吵。顾维钧没有答应两家合并，而是坚决执行内阁总辞职，给张大元帅的潘馥内阁让路。
但大家都没有想到潘馥内阁挺到现在，出乎意料啊。
顾维钧自己出国一段时间，在比利时度假，顺路看看老长官陆征祥。
但是他被张作霖召回来了，因为复杂的外交局面搞不定，而外交也是张作霖不愿意沾惹的领域。他与慈禧老佛爷差不多，在乎内政。蛮夷的事情交给熟悉蛮夷的人。
但顾维钧是当过总理，代理元首的人，不愿意再做潘馥内阁的外长。外交总长由他的次长王荫泰升任，后来王又转给了顾维钧的老朋友司法总长罗文干。王、罗两个人都换了一个总长干。顾维钧自己做了大帅顾问。
胡适博士毕业晚了10多年，但仅比顾维钧小三岁，所以他说：“少川兄，你先说说你的学弟强令庸的谈话。”
顾维钧说：“适之客气了，你的清名，比我的职业化名声也差不了多少。强令庸和凯茜朱小姐一样，都是圣约翰书院发展以后，敢干的年轻一代校友。强令庸提出宗教问题是很棒的。这是一种新的政坛空气。”
张作霖问：“青出于蓝。其实我早就觉得中国的道德低下，但是我说的不清楚。强霖就是说以德治国！实际上就是我说的信义德行。但是自由派总是指责我。”
胡适之说：“是的。雨亭大帅的意思我能明白。我个人强调自由，但是我自己还是讲究德行的。大帅你也不要跟强霖比了。你的德行的理论是不完善的；但圣经是完善的，关键是自由哲学教育，还有信奉的方法不要迷信。”
顾维钧说：“哲学系的人总是说的玄。实际上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就是破除迷信的大著作的方法。大帅你简单的就可以理解。就是你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哲学家就是不断破除人们心中的对上帝的疑问，最后开朗地相信上帝。”
张作霖说：“我早就明白了，我的德治意思比强霖的意思差远了，但看起来还一致。但是一个是从原因做，一个是成功学。基督强调圣徒的忍让，我的是立规矩杀人。我现在说的德治，就是强霖的大著作哲学，也是德，路线弯曲地，注重从因到果的德。”
顾维钧说：“是的。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不否认任何宗教，强调实用主义，也就是外面立一个框框，让人们去碰。这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主张，或者说政治号召。强霖的正本清源，实际上就是要上帝，不要殖民地。”
胡适之认同地说：“我的理论主要是破除政府教育文化的框框，不是要确立自己什么信仰，而是确立科学逻辑的形式和原则。这对于不知所谓的迷信要好得多。这与圣约翰大学名著学习是一样的意思，也没有宗教的制约。”
张作霖说：“总算看到你们能够说到一起了。我的意思是外交会怎么演化。”
顾维钧说：“强霖似乎看清了苏联的威胁。其实各国经过强霖的警告，会反思外交政策。美国已经在反悔自己的舰炮政策，欧洲小国也都在反悔。我们争取他们的支持。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国家，是不服气的。日本这个藩王过渡来的国家，与英国类似，利益驱使他们也会主动去找殖民地。所以，近期国际支持我们的美国和中欧小国会陷入犹豫。那么我们就孤立地挑战日本和苏联。”
胡适之说：“美国是喜欢直言的国家的。我感觉他们对南方的党国不是很感兴趣。肯定希望中国北方能够走自由化的路线，但是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支撑得住。”
张作霖说：“让施肇基极力斡旋，无条件支持他的圣约翰大学的学弟。让美国按照中国的变化转变政策。”
顾维钧说：“施肇基是老资格外交家，对党国的人十分反感。我会给他拍电报，告诉他您的意思。”
胡适却提起新的话题：“大帅，您的意思，还是要打绥芬河战役么？我的意思是与强霖商量一下。”
顾维钧大吃一惊，原来他是不知道的：“怎么，难道大帅还要主动挑战苏俄么？”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wap_）,《重生的红小鬼》随时随地轻松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