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作谈论的，谈这个问题简直像是破坏了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把一个世间的、政治的内容放进了超脱一切的基督教信仰。
其实，这问题在出现第一代基督徒那时就出现了。当时有非犹太民族的人信了主。是不是由于当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又因为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是犹太人，因此“外邦人”信主也就得归入犹太教呢?譬如说，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得接受割礼呢?《使徒行传》第15章所告诉我们的耶路撒冷会议，其主题正是这个。它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律法习俗。这决定对基督教整个历史，以至对世界整个历史，关系太重大了。保罗关于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守律法的教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这就是说，基督教将不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而存在，它将有自由同其他文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恩格斯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传到外邦的基督教抛弃民族宗教及其礼仪，向一切人开放，不加限制，成为第一个世界宗教。”
这一世界宗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不同任何文化相结合的世界主义的信仰。它总是本地的，在它同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它总是取得本地的色彩。爱伦·理查逊在他所著的《神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地方性”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教会不是像一个斯多葛或伊壁鸠鲁的哲学学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会必然是一个地方性教会，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的教会，――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这些是普世教会的必要标志。”
显然，如果基督教不从犹太教框框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能获得自由，使它的信仰能为希腊头脑和后来能为其他许多民族的头脑所领略的话，基督教的神学创造力必然遭受严重限制，它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在神学发展上必然会停滞的。这样，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关于基督的教义，关于圣灵的教义，关于教会的教义，还有其他种种教义，必然停留在极不发展的状态之中。
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须同时做犹太教徒这一问题，在一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在另一形式下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是一个欧洲和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他是否也得学着像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他愿望吸收若干中国的东西，形成一个同欧洲基督教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基督教。他这么做，基督教就比较能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十八世纪初期的皇帝康熙就比较同情基督教信仰，他能够就耶稣基督的受死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埃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尽管作者没有对基督复活表示任何肯定，但对耶稣基督还是显露了同情和钦佩。看来当时本来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出现一个忠于基督、又向中国民族文化开放的宗教。
可惜，在罗马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转而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离开了利玛窦的思想，结果，这同一位康熙就命令驱逐传教士。
值得指出，自治、自养、自传，这作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教会方针的三自，在西方基督教较开明的圈子里早就被提出和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会传教会主任干事亨利·樊(henryvenn)可能是把这三者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人，他在1850年所写的《本地教会组织》里还提出“差会结束”的观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华北圣公会工作的传教士罗伦特·爱伦以极大的说服力指出，保罗的传教活动旨在促使教会独立，具有地方性质，不依靠所谓“母会”。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一政治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以致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不会愿意来听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在十九世纪，中国有个基督徒为了要由一位中国牧师给他施洗，宁愿暂不受洗，后来坐了小船到几百里之外去找中国牧师。此后，他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布道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许多独立教会，它们强**会应由中国人来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来维持，当时有的还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可见教会三自运动和独立运动并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突然出现的。这一运动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在中国和外国开始了。在中国解放以前，不少西方传教士也是支持三自这一理想的，他们有份于中国教会独立的基础工作。
我想，可以说，从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会议接触这一问题那时起，在近二千年间，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部落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