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经》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传》里说：“昔，祖（师）平素之日，与浮（王浮）争正邪，浮屡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最早《化胡经》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献的旁证。该书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并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
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大人，驰走殿庭，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经。于是取来佛像与佛经四十二卷，用白马驮回。刘庄看到佛像，也并不是梦中的人；那些佛经都是梵文，也没有人看得懂。明帝即命在洛阳建寺，取名白马寺，放置佛经，让同来的两个天竺沙门住宿。渐渐有人去跟沙门学习佛法，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不耻一顾，或应该废除。
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领导哲学思想是《黄老》，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来道教称它做“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基本上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易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炼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见《后汉书·襄楷传》）。对佛教一般的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见《三国志·魏书》）。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将它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当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它的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撮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拌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和“玄学”中类似的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实证性格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回轮”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祇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允诺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才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乃至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是所谓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补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对看法，但由此证明：那时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的“诬谤”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论”的真正来源，很令人置疑。如果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诺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