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深圳商报》刊登了一则由市团委发布的消息，说是曾经获深圳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每年向社会和贫困地区捐款上百万元的企业家顾维钧的独生子患上了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他儿子顾文同的血液属于罕见类型，与他血型配合的人群比例为十万之一，团市委向社会发出公开倡议，要求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查找并捐献适合于顾文同的骨髓，挽救少年的生命。
韩江林心想，在当前，中国的企业家中能够做慈善事业的人并不多见，为非作歹被爆光的倒不少。像这种每年能够捐出几百万的企业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社会确实应当伸出援助之手，鼎力相助，这是社会对于善良心灵的慰藉，同时是对于慈善事业的高扬。
韩江林阅读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宗教》后，陆续读了关于宗教的一系列书籍，并把宗教与现代社会组织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宗教能够慰藉灾难的人生，救赎堕落的灵魂，给处于苦难中的人一线温暖的阳光，甚至于人生的希望。因此，借助于宗教，封建政府或者资本主义政府，在对公民道德教育等不仅可以节省相当的费用，还通过宗教对于心灵的自我完善，把一种济世光辉洒向了整个社会，并给予普通人一生的关怀。
在宗教缺的的社会，何人何组织何机构承担对公民普世救济呢？这种责任毫无疑问地落到政府身上，但是，政府组织和机构只承担了对公民人生外部的救济，心灵的救赎则只能依靠公民个人的道德理念来完成，比较起宗教理念对于心灵的救赎范围和功用来说，则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机关人员必须利用政府的理想和信念，引导公民，慰藉处于艰难和困境中的心灵。如果这种理想和信念不具备所有公民所能接受的程度，公民心灵的迷失则可想而知之。因此，政府公务员必须承担对于社会心灵救赎的责任，否则，整个社会将处于心灵的荒漠状态，尔虞我诈、贪污腐败、人情冷漠等情势可想而知之。
在县长任上，也有很多人通过政府的渠道，向社会发出号召，救助某一个生了重病的孩子。尽管韩江林对此无一例外的签字表示同意，但他心里并不接受这种对于个案的救助方式。他认为，这种带着偶然性、关系性质的救助，只能救助个别人，不能救助整个社会，只能安慰个别人，不能安慰整个社会的心灵。同时，因为同一个案的病例，有关系得到救助，没有关系的只能在医院或家里坐着等待死神的降临，巨大的悬殊会在他们本来已经伤痛的胸口上撒上一把盐，从而使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组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这不仅无助于宣扬政府的理想信念，反而会动摇普通群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和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将由此受到严重的损害。政府必须建立一个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社会外部和心灵救赎模式，哪怕政府缺乏这种能力，使得救赎只是道义上的，道义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比较起来，对于确立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也显得更为重要。
韩江林沉浸在思索中，或许是位居闲职的原因，韩江林越来越喜欢把现实进行梳理，进行带着思辩色彩的哲学思考，并能够给他带来发现的快感。这时，门被敲响。韩江林说，请进。
郑虹拿着一份文件进来，韩江林一看是市团委的函头文件，不用看也猜到是什么事。团市委与驻深办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何况机关内部处于相对封闭的系统状态，若非有事需要联系，一般不会向外发文。
郑虹说，团市委十分重视这个事情，特意专车专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送文件，想把这次活动作为对一位慈善家的回报，为推动慈善事业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知道了。韩江林说。郑虹出去以后，他把文件看了一遍，和报纸上的内容完全一致。他拿着文件愣了老半天，在脑海里思索这个名字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当名字和场景重叠起来时，韩江林苦笑一下，把文件拍在桌上，心想，真是因果报应啊。
顾维钧就是把因两个孩子溺亡不假离厂的工人开除的老板。韩江林实在不能理解，一个口口声声提倡狼性精神的老板，居然会是市十大杰出青年、还是一个每年向社会捐助上百万元的着名慈善家。在当下的中国，有很多致富了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慈善事业，真心实意地承担着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另外韩江林也毫不怀疑，同样有很多企业家捐钱捐物，或许是在做秀，或许是在捞取政治资本，或许仅仅是为企业打广告。一个提倡毫无人情的狼性精神的慈善家，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他捐款捐物真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吗？社会责任又怎么能和残酷无情的狼性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系列的问题让韩江林走进了思想的死胡同里，他不知道怎么解开眼前这个混乱的心结。只能把狼性精神与慈善事业的巧妙结合，归结为人格分裂的结果。因为具有狼性精神的企业家，根本不可能承担需要默默温情才能承担和完成的社会责任。人之所以会形成人格分裂，一方面来自于人本身的性格变异，另一方面说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缺乏明确的理想引导，使得这些人在行进的道路上迷失道德方向。
幸而一个电话让韩江林暂时终止了思考。刘亦文打来电话，说是纪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