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两个女人对埃马纽埃尔说，“我们是真的破产了。”
他们匆匆商谈之下，作出了一个决定：由尤莉写信给她在尼姆驻防的哥哥，叫他赶快回家，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本能地感觉到她们必须以全部力量来承受这日益迫近的打击。在这个家里，只有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能左右他的父亲，虽然他还不满二十二岁。他是一个刚毅正直的青年。当他决定入伍的时候，莫雷尔原无意让他去，于是就叫年轻的儿子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兴趣，以后再做决定。他立刻宣布愿过军人的生活。他后来刻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在军官学校毕业，高校后就在五十三联队成了一名少尉。他当少尉已一年了，一旦有机会便可以升迁。在他那一联队里，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最严守纪律的人，不仅严守一个军人应尽的义务，而且还严守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所以他获得了“斯多葛派斯多葛派是西方哲学流派之一。早期斯多葛派学说提倡禁欲主义，坚信道德价值，崇尚坚强的理智，强调承担义务。”这一美名。许多人喊他这个绰号，只不过是从旁人那儿听来的，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何义。
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求援的目标，她们觉得，她们无力应付这严重的局势，只好召他回来支援她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她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莫雷尔和科克莱斯同进办公室以后，尤莉看到后者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神色惊恐不安，当他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本来想问问他，但那老实人一反常态，竟慌慌张张地急忙奔下楼去，只是举手向天，惊叹道：“噢，小姐，小姐！多可怕的祸事！谁能相信啊！”过了一会儿，尤莉看到他再次上楼，手上拿着两三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袋钱。
莫雷尔查看了账簿，打开文件夹，数了数钱。现在，他所有的现金只有七八千法郎，他应收的账款，到五号为止约有四五千，加起来最多不过只有一万四千法郎，而要付的那些期票却达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之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对债主开口。
但是，当莫雷尔下楼去用午餐时，他外表看来却非常的平静。这种平静的态度比最大的忧郁更使两个女人感到惊惶。
午餐以后，莫雷尔通常总要出去，照例到佛喜俱乐部去喝咖啡，读《信号台报》的，但这一天他没有离家，却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至于科克莱斯，他似乎完全给弄糊涂了。那天下午他走到院子里，光着头坐在一块石头上，曝晒在炽热的阳光底下。埃马纽埃尔想设法安慰一下两个女人，但他拙于辞令。这个年轻人对于公司的业务知道得很清楚，即将笼罩在莫雷尔全家头上的大祸，他是很清楚的。
夜晚来临了。两个女人没法睡觉，在房间里守着，希望莫雷尔在离开办公室以后会到她们这儿来。但她们听到他经过她们的门口时，故意放轻了脚步。
她们侧耳细听，听见他走进自己卧室，从里面把门关上。
莫雷尔夫人叫女儿先去睡。尤莉走后半小时光景，她立起身来，脱掉鞋子，溜进过道，想从门锁孔里窥望她丈夫在做什么。
在过道上，她瞥见一个后退的黑影，那是尤莉，她也心中不安，就先她母亲来了。
那年轻姑娘向莫雷尔夫人走过来。“他在写东西。”她说道。
她们不必说话就都已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心思。
莫雷尔夫人弯腰再凑近锁孔。果真，莫雷尔在写东西；但是她的女儿没能看见的，莫雷尔夫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她的丈夫是在一张打了印戳的公文纸上写东西。一个恐怖的念头闪过了她的脑子：他正在写遗嘱。她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可是却没有力气说出一个字来。
第二天，莫雷尔先生显得非常安详；他像往日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像平常那样下楼用早餐；不同的是，他吃完晚饭以后，让女儿坐在他身边，抱住她的头，长时间把它贴在自己胸前，拥抱了她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晚上，尤莉告诉她的母亲，说他在外表上虽然是这样的平静，但她注意到父亲的心跳得很剧烈。以后的两天也是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九月四日晚上，莫雷尔向他的女儿要回了他办公室的钥匙。
尤莉对这个要求大吃一惊，她觉得这是个凶兆。她一直保留着这把钥匙，只有在她童年时代家人为了惩罚她才向她讨回的，为什么她的父亲现在又要向她要回了呢？
那年轻姑娘望着莫雷尔。“我做错了什么事，父亲？”她说，“您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没什么，我的宝贝，”那不幸的人回答道，一听到这个简单的问题，泪水便盈满了他的双眼。“没什么，只是我要它。”
尤莉假装在身上摸钥匙。“我一定把它掉在我的房间里了。”她说道。
于是她走了出去，但她并没有回她的卧室，却赶快去和埃马纽埃尔商量。
“这把钥匙不要给您的父亲，”他说，“明天早晨，要是可能的话，一刻都不要离开他。”
她问埃马纽埃尔是怎么回事，但他也什么都不知道，或许是不肯说，在九月四日到五日的那个晚上，莫雷尔夫人留心倾听着每一个声音，她听到自己的丈夫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他是在三点钟才躺到床上去的。
那一夜，母女两人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