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那就是天意了。/在东方，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就必须能计算阴阳，这也是得学会的。”
维尔福夫人出现了一副深思的样子，可是依旧在小心地倾听着。“但是，”她突然大声说道，“砒霜是不能消除或灭迹的呀，不管用什么方法吸收它，只要到了足以致死的分量，动物的身体里总是还能找到它的。”
“正是如此，”基督山大声说道，“正是如此，我也曾这样对那可敬的阿德尔蒙特说过。他想了想，微笑了一下，回答了我一句西西里的谚语，我相信法国也有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在一天之内造成的，创造世界还得七天呢。星期天再来吧。’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了；这回，他不再用砒霜浇灌卷心菜了，而是用学名叫蛇藤属马钱子的马钱子碱（即士的宁）基盐溶液去浇灌。这次，卷心菜看上去一点没病，因此兔子也毫不疑惧；不过，五分钟过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死兔子，次日也一命归天。这时我们代替秃鹫，带走了母鸡，为它解剖。这一回，所有异常症状都消失了，只留下一般病兆。在它的所有的器官里没有任何特殊的病征。只有神经系统紊乱而已，是脑溢血的迹象，仅此而已。看来母鸡不是被毒死的，它死于中风。我当然清楚，这种情况发生在母鸡身上是罕见的，但人生这种病却非常普通。”
维尔福夫人似乎愈来愈陷入了沉思。“幸亏，”她说道，“这种东西只有药物学家才能配制，否则的话，真的，世界上这一半人可要把那一半的人都毒死啦。”
“药物学家或对药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配制。”基督山随随便便地说道。
“可是，”维尔福夫人说道，她在做拼命的挣扎，想摆脱她心里的某种念头，“不论手段多么高明，犯罪总是犯罪，即使能避免人类的查究，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在良心这个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强，他们很有远见地在他们的信仰里取消了地狱，那可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哦！夫人，在像您这样高尚的人的头脑里有这种顾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一经分析，这种顾虑也就毫无根据啦思想的丑恶的一面可以用让·雅克·卢梭的这一句话来总结，您无疑也是知道的：‘在五千里外举一举手指头便能杀死一个满清的大官。 ’人的一生就是在干这一类事情上度过的，他们殚精竭虑，尽在想这些方法了。真的傻乎乎地去把刀子插进同类的心脏，或是为了把他从地球上消灭掉，让他服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定数量的砒霜的人是极少的。那样做真是怪诞和痴呆的行为了。要做这种事，血温一定会高到三十六度，而脉搏至少也要到每分钟九十次，情绪也会因此兴奋得超出一般的限度。但假如，像我们在语言学上所下的工夫那样，把那两个字换成字面比较温和的同义词，您只是‘除掉’了一个人，假如您不是犯卑鄙的暗杀罪而只是除掉一个挡在您前进的路上的人，不必用暴力，不必心惊肉跳，不会产生痛苦，使牺牲者大受折磨，假如不发生流血，没有呻吟，没有痉挛般的挣扎，总之，没有那种立刻发生的可怕的情形，那么，您就可以逃脱人类的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只对您说：‘不要扰乱社会！’这种事情，在东方各国就是这样的，那儿的人天性庄重冷静，在考虑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对于时间是不去注意的。”
“可是良心上还是痛苦的呀！”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激动的声音说道，胸口里虽闷着一口气，但却喘不上来。
“不错，”基督山答道，“不错，幸好还有良心，要是没有它，人就更加不幸了。在每一次稍微过头的行动之后，还是良心在拯救我们，因为良心为我们提供上千条理由和充分的谅解，在这上千条的谅解中，我们自己是唯一的裁判。但是，不论这些理由对于催人安眠能产生多妙的作用，到了法庭面前却很少能救我们的性命。譬如说，理查三世在害死了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他的良心就对他起了极妙的作用。的确，他可以如是说：‘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残忍嗜杀成性的国王生的，他们已遗传了他们的父亲的恶习，这一点，只有我能够从他们幼年的习性上觉察出来，而我要促使英国人民得到更大的幸福，这两个孩子就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他们无疑会伤害英国人民的。’当麦克白斯夫人为她的儿子——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那绝不是为她的丈夫——设法弄到一个王位的时候，也正是她的良心安慰了她。啊，母爱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美德，一个如此强大的动力，它会原谅许多事情；所以，邓肯死后，麦克白斯夫人因失去了良心才显出非常痛苦。”
这一番话，伯爵是以他那特有的讽刺而又很直率的口吻讲出来的，维尔福夫人贪婪地倾听着这些令人胆寒的格言和可怕的怪论。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道：“您知不知道，伯爵先生，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辩论家，而且是戴着一副多少有点不协调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的？那么，这是否因为您是从蒸馏器和坩埚上来研究人类的呢？因为您总是正确的，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您用来医治我儿子的那种仙丹几乎是立刻就把他救活了过来……”
“噢，请不要相信那种药，夫人，”基督山说，“一滴那种药足可救活快要死的人，但三滴就会催动血液流进肺，使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