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她脸上发烧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首歌。
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并不是在中国党组织，而是在杨朔铭的床上。
还有那些他针对自己所进行的“专门培训”。
她又想起了他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把自己从沙发上抱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把她重重地丢在床上的时候。
他总是愿意用她的丝袜把她的双手紧紧的捆到床头上，然后把她的长裙撩起来，把她的脸蒙上，或者用丝巾蒙上她的眼睛，然后把她的两只脚也捆在床脚，把她扯成一个巨大的“火”字。
她从这种被他捆绑起来的游戏中所获得的刺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和体会过的。
特别是眼睛被蒙上，使得他的每一次触摸她都毫无防备。她总是一边抵御着那双强有力的手带来的阵阵麻痒，一边想象着那条让她又想又怕的巨大武器深入自己的样子。往往没有等到他大规模的攻入，她便已经舒畅得全线崩溃了……
“对不起。”男同志有些抱歉的声音将她从往事的思绪当中拉了回来，“不要难过，安吉拉?克里斯蒂娜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会带领我们为他们报仇的。”
张雅婷迅速的将自己的表情从悲伤转换到了坚定，现在她在这方面的技术，经过杨朔铭的训练，已经变得炉火纯青了。
而只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让她在“契卡”面对众多特工人员做到游刃有余。
很快，张雅婷便来到了“契卡”的总部大楼前。
“契卡”总部在莫斯科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伦敦一家公司的所在地。可能是因为“契卡”所带来的恐怖气氛的影响，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总是感觉到一种阴森和压抑的气氛。
张雅婷在男同志的引领下，很快便来到了“红色之剑”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
“你回来了，太好了，克里丝蒂娜同志。”看到张雅婷进来，坐在办公桌前的捷尔任斯基扶了扶眼镜，亲切地微笑着说道。
一位工作人员给张雅婷搬过了一张椅子，让她面对着捷尔任斯基坐下。
“中国党的同志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不要紧，革命的火种还在，我们要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捷尔任斯基看着张雅婷说道，“而你坚信这一点，克里斯蒂娜同志，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听到敬爱的捷尔任斯基同志亲口说出这样和蔼可亲的夸奖的话，张雅婷虽然想要极力的保持镇静，但因为激动的关系，身子仍然不由自主的微微的发起抖来。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也不是俄罗斯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比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罗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捷尔任斯基曾经不止一次的说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