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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五）刘文彩的救赎
“不错，这种可以称之为‘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喜欢‘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说到这些，杨朔铭的声音也变得分外沉痛。
“晚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即是如此。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xng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jing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ji动人心，现实却也仍旧暗无天日。”杨朔铭仿佛又陷入到了久远的历史回忆之中，“对清末民初的**与改革情况，可以下如此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谁败，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听你说话，总是这么痛快淋漓。”陈宦苦笑着点了点头。
陈宦并不知道，杨朔铭作为一个“后来人”，对这些的了解和体会，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深切。
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结果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jing神分裂，这种情况，在后世已经表现得无以复加。
只是现在的杨朔铭，已经没有机会见到这些了。
中国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开启了新一轮“**”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了“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象袁世凯，他虽然为中国办了不少的实事，但现在并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功绩，反而只记得他的“复辟帝制”，袁世凯并不了解，他称帝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追求名实相符，却不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只能接受“伪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越是上纲上线，就越是四面树敌；越是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xng”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xng”零和方式，进行决一死战，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斗争思维中，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s，无休止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而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其实也未必是顽固不化愚昧保守。
“瀚之想过没有，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陈宦问道。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核心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这主要是一项‘技术活儿’，而不是什么‘思想’和‘主义’。”杨朔铭说道，“对于咱们这个人口总数超过很多国家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保持肌体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此时，杨朔铭的思绪，因为陈宦的问话，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时空。
在后世，历经了十年动lun的浩劫，中国人终于迎来了改革的风，但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大量“泛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本来是一些政fu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能力问题，比如地方政fu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冲突，甚至民间围绕具体经济利益的一些冲突，都被人有意无意地上升到了执政者“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事实上，类似问题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会出现，与“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关系但这种政fu管理的技术，恰恰却是这个长于夺权破坏、短于建设的古老民族所极为欠缺的而其中某些问题，比如食品造假，比如缺乏商业诚信，比如缺乏公关道德，在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出现，其主要源于民族的劣根xng，却也被归咎于执政者，这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推卸责任的好办法，什么问题都往“万恶的政fu”头上一推，自己就都是无辜、正义和无责任的了
同样的，一些政fu部mn也倾向于对号入座，大包大揽，将一些针对具体人和事的批评，非要“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攻防战”的高度，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改革博弈中产生的正常摩擦，一点不剩地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变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与政fu的摩擦。这种可悲而又无知的大包大揽行为，将社会正常博弈产生的bo动，一概解读为“不稳定”，进而为了维持刚xng的所谓“稳定”，便强行压制各种摩擦，结果却酝酿出更大的摩擦，最终导致矛盾ji化
“稳定”压倒一切，但却不去解决矛盾，结果nng成了矛盾最后压倒了稳定
“而要真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