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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上任后的几个月里，柏林收到不计其数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首相最野蛮的阴谋活动。这些密报来自四面八方：瑞士、荷兰、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有人听到犹太人在巴塞尔搞阴谋，有人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共同密谋，还有人听说共有主义者正在萨尔地区策划活动。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