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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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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对民国政fu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性格的冷漠无情。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战争中，他就组织学生亲自参加。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随学生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讲。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他由互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黎寿昌。
就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观察了他很久，这个人当时在筹组“信息收集处”，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学加入，他欣然同意了，并开始为这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工作。
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涉及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苏维埃俄国由于和中国直接接壤，更是这个组织关注的对象，而正如同中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兴趣浓郁。
组建中国共（布）党并不是黎寿昌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自1919年起，新生的苏俄政fu便成立了“共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5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政fu。此后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欲使其领导下的中国党员能够夺取政权。
从1920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便陆续的潜入中国。共有国际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组织和活动站。中国的情报部门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密切关注，并在此后配合中国的警察机关破获了绝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站。而他这时还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品。在收缴上来的大量宣传品中，很多刊登了介绍列宁和苏俄政fu的文章。他开始受到吸引，渐渐的着了迷。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很契合他的思想，此后他便开始留心收集相关的东西。
干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时刻提着脑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搞共有主义活动非但犯法，而且会判重刑，并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尽管危险很大，但他还是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他决心在中国实现列宁的理想。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办法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莫斯科对于他的“投诚”当然大喜过望，很快，他便成了中国地下党组织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之一。
没有材料表明他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他本身从事情报工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人”。1921年7月，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社惠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就是他。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有党的成员了。9月，他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他信仰共有主义。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的朋友很多人都不赞成共有主义，他们从法国写信给他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他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有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他明确的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