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楚元和谭钟麟正在商量着,庭院里就传来其他人的声音,不一会,一名姿色倩丽至极的少女就匆匆走了进来,见到胡楚元就笑道:“少爷,事情已经办妥了。”
来人正是被胡楚元派往日本的潘丽美。
一听她这么说,胡楚元就喜不自禁的笑出声,道:“哦,已经都办妥当了?”
“是啊!”
潘丽美也笑眯眯的取出一封信交给胡楚元,道:“这是谭掌柜给您的信,他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可该买的盐都已经押上了船!”
胡楚元将信抽出来一看,见信是谭义云亲笔所写,已经在日本购买了四千万斤食盐,价格为每斤45文钱,又从朝鲜买盐一千六百万斤,价格为每斤52文钱.
算上关税,价格也不便宜。
胡楚元将信转交给谭钟麟过目,道:“大人,差不多可以收网了。”
谭钟麟扫视一眼,哼哼的冷笑道:“就等着这一天呢……那好,胡骑尉,我这就先告辞,回巡抚衙门办事去了!”
“劳烦大人!”
胡楚元起身相送,等将谭钟麟送出拙政园,他就回来写了封信,让胡荣连夜送到上海交给柳成祥。
……
炒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盐业的利润很高,可实际的价格和总量并不高,江南五省每年的耗盐量不过四亿斤至四亿五千万斤,而一亿斤盐的正常售价不过是两百三十万两银子。
唐延枢等人实际投入到盐市中的资金并不多,就算胡楚元再卖出两亿斤盐,他们也吃得下去。
胡楚元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一直是跟着市价走,外卖炒到多少钱,他就按照多少钱批发给中间商。
有了谭义云外购的盐,谭钟麟和梅启照囤积的盐,胡楚元就开始将胆子放大,迅速让各地分铺敞开批发,每斤600文钱,全部通过中间商转销。
十多天内,他就再次卖脱销了六千万斤食盐。
就在他将资金回笼的同时,两江总督衙门批出公文,为了制止市场炒卖食盐,即日起实行盐业管制,由江南商行发行“售盐公证”,持证自江南商行批发食盐进行零售,但凡无证者,一律不得从事食盐的销售的运输。
这就是禁售、禁运。
禁售还不要紧,禁运就很恐怖了,这意味着各家商人炒了多少盐,一律都要继续藏在仓库里憋着。
只等这个公文一出,胡楚元就在《申报》刊登消息,声明已经从海外购得食盐七千万斤,另有库房囤盐六千万斤,足够冬季开销。
售盐公证早已经印刷好了,商行各家分铺迅速向地方杂货商发证,每证有效期为三年,每年可进盐十万斤。
在浙江,梅启照已经先行出手,在湖州稽查炒盐。
在上海,杨昌浚终于捞到了上海道台的官衔,开始在上海稽查炒盐,但凡家中囤盐超过三千斤,且没有售盐公证者,一律以炒盐罪名缉拿查办。
高压政策之下,各地知府纷纷派人清查炒盐商人。
民与官斗。
这永远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通常来说,晚清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异常迟钝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但那是要有前提的——上级官员也不在乎,如果巡抚和总督都很在乎,事情办起来就是风驰电掣般的痛快。
谭钟麟很快就抓了十几名参与炒盐的商人,并让他们交代出——所有事情都是有蓄谋的,一切都是由唐延枢、张颂贤等人在背后策划,还和洋人商量好了,连洋人也出资炒盐,且拒绝向江南商行售盐。
目标,挤垮江南商行。
也许,那些商人早就和谭钟麟串了供词,所以才会当天抓,当天就交代,也许,这些人就是谭钟麟埋设的眼线。
官场永远是残酷的,谭钟麟亲自赴上海抓人,而唐延枢也早就得到了消息,躲在租界不肯出来。
张颂贤则在家里被抓。
直到这时,左宗棠才正式上折子,给唐延枢、张颂贤定下“私通外国,祸国利己”的罪名,并认为他们罪大恶极,勾结洋人,想要通过谋乱江东,祸及新疆,使国家丧失疆域。
这个折子一上,唐延枢、张颂贤二人就肯定是死罪了。
就算不死,最低限度也是抄家流放。
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张颂贤缉捕后,陆续供出其他人以求自保,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的顾寿松也登上了“私通外国”的名单,刘墉等人则陆续上了“谋乱江东,祸及新疆”的名单。
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张颂贤等南浔四象囤盐达四千万斤,唐延枢囤盐两千余万斤,其他各地商人囤盐数量也不低。
这就是“盐祸案”。
晚清是一个谜案众多的朝代,盐祸案就属于一个典型,究竟是左宗棠有意嫁祸,还是商人有意勾结洋人,谁都无法说清楚。
因为牵涉甚广,朝廷紧急调山西巡抚曾国荃出任刑部尚书兼钦差大臣,联同安徽巡抚荣禄一同查办此案。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盐价很快就稳定下来,仅仅是在湖州就稽查出六千余万斤盐,因为还没有最终定案,这些盐不能立刻查抄,但先拨付江南商行用于平抑盐价。
至于这些盐最终该怎么算帐,那就是以后的事情,大不了,江南商行以后还给人家六千余万斤。
在谭钟麟、梅启照两位巡抚亲自负责缉案,曾国荃和荣禄负责审案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更是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