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极少。
华东集团预算很快搞完，贷款到的1.76亿英镑基本上全部都用于扩大产能，其中明年将继续扩建水电站。
特别是中小型的水电站，这些中小型的水电站工期短，经济效益高。华东电力公司明年将建设一万两千个小型水电站，以及二十一个中型水电站。
水电站设备夏钧直接从兑换平台上购买，若是自己制造那就太慢了一些，同时工业的疯狂增长也让电力建设迫在眉睫。
在能源上除了充分利用水电，从杭州修到山西的铁路也要加度，争取在明年之内修完。
正好后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时候工业三班倒进行运转，必须有足够的能源供应。小逸手打
1912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到了。
这天夏钧穿着汉服，带着李诗蜻和塔娜去西湖孤山登高，对于中国的传统活动，塔娜挺着肚子也来参加了。
塔娜差不多也快责了，也就再过两个月。
登高的时候，塔娜根本不用人拉，依旧能跑能跳，身体好得不得了，不过夏钧怕她摔着了，还是牵着她的手上山。
九月九这天，华东自治三省也有很多人登高，不过更多的还是街上那些穿着汉服的人。
九月九重阳节是华东自治政府定的传统节日，这一天行政人员必须穿汉服，同时在校师生也需要穿汉服。
同时各工厂在这一天也号召员工穿汉服，于是这一天在街上能看到一大群穿着汉服的人们。
这些汉服的样式较多，其中以儒裙打扮的人们最多。
九月九还要吃新粮，也就是重阳糕。反正各地在这一天的习俗都有些变化，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现象，在节日的日期上能高度统一，但在过节的习俗上各地多有一些不同之处。
秋收刚到尾声，农村的百姓也都口袋里有钱了，城市里的就业岗位也因为秋收之后而大幅度增长。
华东自治三省此时一片欣欣向荣。
现在世道变好了，三省人民都期盼着自治政府能带领着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政府在重阳节发起的穿汉服行动，很多市民都响应了这一行动。华东自治政府上台不到一年，便已经将华东自治三省的民族凝聚力提升了起来。
这个秋收，江苏都督程全德连税都不敢向从华东自治三省来的农垦公司收取，在江苏种棉的六家农垦公司因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以及种下的是高产棉花，秋收一到，盈利达到五亿元。
被税务部的朱澄嘉收了下暴利税，盈利减少到了四亿元。
然而六家弄坑公司当初投入的资本不过一亿元而已，此时资本已经暴涨到了五亿元，棉花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全卖出去，但六家农垦公司一边卖棉花，一边开始继续圈地。
华东集团在这些农垦公司里面的股份占了很多，预计能有大概一亿兰千万元的收益，这些资金则是要被抽走的。
因为夏钧是以农业技术和机耕设备入股，不是以资金入股的，对于这些盈利状况良好的公司，华东集团向来是把盈利部分抽走。
农垦公司的巨大盈利让六家农垦公司的股价一连上了五天涨停板，这六家农垦公司在半个月内就募集了近两亿资本。
农垦公司以近六亿元资本，开始在江苏、安徽、河北、山东、广东圈地，六家农垦公司这次圈地更加熟练。
圈地其实很容易，特别是对于那些佃户和自耕农来说，农垦公司会开出给他们子女提供免费上学，以及向他们开出免费医疗的条件。
这些条件都是华东自治政府出钱，他们一毛钱都不用出。
对于贫苦人家来说，子女能上学读书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会，读书才能出人头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定律。
而且还能免费医疗，这就不用怕生病了。
所以那些自耕农和佃户都很乐意把地租或者转租给那些农垦公司，至于那些不愿意合作的地主，很多时候农垦公司都是强行和他们签订租凭协议。
就安徽和江苏两省来说，地方上的长官都忌惮华东自治政府三分，因此他们也会出面压制。
在河北方面，这里是袁世凯的老家，河南督军（袁世凯上任后改都督为督军）是张镇芳（袁的表弟），为了拉拢夏钧，让张镇芳配合农垦公司的经营，这也为农垦公司开了方便之门。至于山东也属于袁世凯的控制范围之内，督军是张怀芝。
广东则是陈炯明的地盘，陈炯明此人并非国民党，而是中国致公党人，致公党是海外华侨最大组织洪门演变而来。
夏钧的光复会在南洋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今年夏钧开始向南洋和澳大利亚移民，与致公党之间倒是有些接触，双方关系也还算不错。
华东自治政府派人到广东去和陈炯明通气时，陈炯明也表示愿意协助农垦公司的在广东的生意。
作为答谢，华东商馆当天给陈炯明送去了一千支步枪，以及两百万发弹药。
在广东的陈炯明自然知道华东自治三省是大金主，因此更不敢得罪，华东自治政府可是能造军火的，而且能造很多军火，这在中国来说只此一家。小逸手打
在北京的袁世凯的日子则不是那么好过，他开始发现自己根本收不上什么税来，除了中央四省的田赋还能牧上来以外，其他省份的税收不是被大军阀截留就是被土军头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