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兰今天吃饭吃了一肚子气。本来，她和金龙最熟，也有了那个意思，半路上杀出来两个疯丫头，愣是把快做好的一锅饭给抢走了。酒席没散，她借口家里有事儿，撤了。
桂兰出门流下了眼泪，想到和金龙认识的这些日子，很不是滋味儿。
金龙每次来商店买东西，桂兰看他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有了很多东西。眼里泛光，嘴里生蜜，那颗旋律激扬的心似乎加大了油门，速度突然提高了，声音柔和纤细。女人的心最细，针尖大的火苗也能看清。
程主任看到了变化，心想，这丫头八成对小曹动心思了。在一次外出送货时，她劝道：“桂兰，你恋爱归恋爱，喜欢归喜欢，结婚成家自己可要拿正注意。小曹再好，他是外地人，没有京城户口，以后成家立业过日子很难，你要考虑好。”
桂兰笑着说：“谢谢你主任，我心里有数会把握好的。”
桂兰是个地道的京城姑娘，还是在旗的满族，正镶红旗。以前家里是名门大户，后来家道破落，大宅院变卖给了别人。从桂兰记事儿起，一家人生活在故宫东墙下筒子河边的低矮砖房里。抬头是故宫的高墙，低头看到的是筒子河的河水。房子是低矮的砖房，摇摇欲坠，随时要倒塌的样子。后来哥哥桂武结婚占去了两间房的一半，父母占了一间。
姑娘大了有了自己的私密，父亲在房子窗户前垒了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干打垒的小屋。说是小屋有点太夸张，因为那是在河边捡的半截砖头砌成的棚子，上面铺了一层油毡，远看近看都像一个鸡窝。空间很小，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木桌子后，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转身了。房虽小，总算有了自己的窝儿，比起那些弟妹好几个的邻居们算是幸运的。她同学好多是姐弟几个挤在一间房里，上铺睡的是没有结婚的弟弟妹妹，下铺是结婚的小两口的洞房。这个地方只能睡觉休息，夫妻之间想解决问题，就得和弟妹们藏猫猫，见缝插针的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只能跑到公园或人少的地方打野战。
查夜的公安和居委会的人经常从一些阴暗的角落里掂出一对对正在行乐的男女。有的人早有准备，从衣袋离掏出结婚证，派出所的人也只得说声对不起赶快放人。有的没有带结婚证带着情绪和查夜人理论，要被带进派出所或居委会审问，家里或单位只能带着结婚证或其他证明去领人。桂兰到居委会给自己的哥嫂送过两趟结婚证，不过她当时并不知道为啥要送这个证明到居委会。后来嫂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很少回到这里来住。
桂兰的父亲王富顺是个落魄的少爷公子，一辈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抬腰不会弯，每天溜鸟斗蛐蛐儿，不会挣钱更不会养家。尽管家道中落，可还是少爷范儿。家里缺吃少喝，每天只能喝碗棒茬儿粥，王富顺依然是每天外出厮混，为了自己的面子，弄二两肥肉熬成油放在窗台下，出门往嘴唇上抹点儿油，舍不得把嘴唇扁一扁，为的让左邻右舍看到自己的满嘴流油。桂兰的母亲叫朱大丫，原是王福顺家的丫鬟，从小伺候王福顺长大，后来两个人暗中相恋，小丫鬟一夜之间从仆人到主人，由小家雀儿变成金凤凰，对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女孩子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可是，她没有当几天少奶奶，随着街头旗帜的变换，王家轰然倒塌，她从少奶奶变成了一个生活毫无着落的家庭妇女。好在她头脑灵活，很快转变角色，适应生活紧跟形势，不断加入到各种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中，算是把家撑起来了。她最后在街道一个食堂谋到一份工作，成为家里一份稳定的收入。食堂关门歇业她又成了一街道卫生监督员，在南池子大街附近专门监督街道卫生。谁家乱扔乱放垃圾，那家乱放物品影响街道通行，她去管一管。京城人文化素养高，这种事儿说一声提醒一下行了，一年也有那么两次争执罚款的事儿，不会重复类似的错误。一年到头朱大丫在街道两边居民的白眼中转一转，挑不出毛病空手回家。
朱大丫发现一个生财之道很偶然，完全是无意之举。那天她在南池子大街转悠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人吵架，一群人围观起哄。朱大丫走过去一看，是一个外地人在和一住户吵架。一个东北人带着妻子孩子在南池子大街转悠，在这家人门口随地吐了一口痰，正好被主人看到，非让给擦干净不可。东北人性子直，说啥不干两个人吵起来。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儿，看到有人吵架，围过来看热闹帮腔评理，东北人刚开始是一对一，后来是一个对一群人，不时有人喊着说他在京城捣乱闹事儿，要把他送到附近派出所。还有人说要看他的证明，看是不是讨饭盲流之类的语言，更激起东北人的怒火，和人从争吵到辱骂而后到推推搡搡，差一点要动拳打人。
朱大丫走过去，一句话让重任哑口无声：“都住手，听我说句公道话。”大家看到一个臂带卫生监督员红袖标的妇女，知道她是管这个行当的人。东北人就坡下驴，站在一边等着这句公道话。朱大丫说，同志们，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和捣乱，要时刻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保持革命斗争积极性。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狠批反人类集团，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出力流汗，你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