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贵福哥只好把新政委员会的干部们召集起来，开了个仁政精神现场互动讲习班，将工作程序和细节具体讲解给各工作组负责人和童子军小将们听，而且允许他们不懂的现场提问，他现场解答，要求每个干部都作笔录，因为这个新政模式要在全国占领区推广的。
这项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划分专政对象，对此贵福哥首先要求政策宣传组在苏州各街道遍贴标语，限令在三天时间里，苏州城里所有清朝有官诰身份的绅士富商必须到新政委员会投诚报效，书写反正文书，与满清反动政府划清界限。
这时候有工作组长提问；‘贴文告就要一天多时间，三天内官绅们来不及投效怎么办？’
幼主殿下一笑道；“来不及投效的就是不积极，不觉悟的，统统列为敌伪人员，立即抓捕全家，封门抄查。”
就这一句话，至少杭州全城一半的官绅难逃厄运，可是国舅赖汉英还是担心完不成任务，又追问道；
“要是有些豪门巨绅也应命投效了，难道就放过他们？又该怎么处置？”
“投效了的官绅也不能放过，按照品阶和身家，让他们上贡以示心诚，”贵福哥徐徐道；“豪富之家让他们贡奉一半身家作为投效，六品官以下供奉家产三分之一，如若藏匿或逃亡的，拿住就抄没全部家产，家主下狱，持械反抗者格杀勿论。”
这么一说赖汉英就明瞭了，喜滋滋的回答道；“遵命！这下老臣知道该怎么做了。”
副组长黄三道长犹自不放心的叮嘱道；“昔日李自成进北京后，拷问百官以充军资，虐死者无数而震悚天下，皆指为不仁，所以我们要仁义一些！
拷问时不要动用烙铁夹棍等重刑，不得竭泽而渔，要给人家老小留下足够可以充饥度日的米粮，取财不取命，得到财物后就要把苦主放归，让其家人团聚。”
“如果就有那舍命不舍财的，受刑不过死了怎么办？”有工作组长如此提问，因为说的好听，但只要动刑就经常发生意外。
对此贵福哥提出补救措施；”那就把死者枭首示众，以通敌罪公示论处，赦免家属不予追究，通敌证据你们不会找么？
啥？找不到怎么办？你不会自己造啊，笨啊你！还有，你们拷问的清军官员，确实官声清廉能干的，只要他们答应出来为我们太平军做事，就不得虐待催逼，要好生相待，否则让孤的风纪组查出来你们蓄意追逼施虐，军法不容。”
“殿下所言极是啊，仁政者当为仁字，”副组长黄三道长悲天伶人的说道；“所以我们宣传组任务很艰巨，不但要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口号，而且广施粥场，义诊之所，为穷苦百姓多做善事。
贫道建议，每天咱们童子军在各街区广场上设大锅数口，将百十石老米陈面熬成薄粥，蒸成干粮，散发给饥民食用，并且开放义诊，让郎中多煎熬些预防疫病的药物散发大众，以全幼主殿下仁义之名。”
“哦，我明白了，”老造反派赖汉英醒悟道；“总得来说还是劫富济贫那一套，把全城富户搜刮一遍，只不过要搞得温和些，不能随便弄出人命。”
“不错，”贵福哥总结道；“这回不同的是，我们不要竭泽而渔，让所有的富户都破产，而是要通过这种强迫手段，让一部分汉族官绅为了身家族人，不得不投靠我们，为我们太平军做官做事，那些墙头草和反动地主劣绅既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孤就让他们倾家荡产！反正恨孤的又不是一两个人，还不如多搜集点银子多办点实在事呢。”
“也不能这么说，殿下的仁义名声，还是非常要紧的！”
道人黄三郑重补充道；“新政工作委员会的敌特财产评估组、特别关怀谈心组，上门抄家工作组，专政行刑组等各单位都设在这满城里，正好满人的地牢，刑房等设施也都空着，行刑时声音是传不到外面的，那些腾空的满人房舍正好用来羁押犯官家眷和仆役···
总之！咱们把人统统抓到这里审问，避免不良举动影响幼主殿下的声誉，而殿下则应该多在施粥放粮的公众场所亮相，多去一些贫民窟，难民营等地施舍钱财衣食，多慰问视察孤寡老人，贞洁烈女，咱们工作组榨干那些不合作官员的油水后，也应该由幼主阁下签署特赦令，释放他们···
副组长黄三不厌其烦的补充着细节，各工作组的组长和小将们则拿出小本本，人手一根碳条，认真做着记录，力求认真贯彻实施上级的会议精神。
于是，轰轰烈烈的杭州新政就此展开了，随着一群又一群的满清官吏和家属被捆绑着押送进内城，再就是一车又一车蒙着篷布的，满载金银财宝的大车驶进五个大小旗门，日日夜夜川流不息，再加上执勤卫戍的数千童子军，杭州内城很快人满为患，于是内城里又加设了很多帐篷，才勉强安置下来。
外人没法预料内城里堆积了多少金银，单从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杭州官绅富商足有几千户，当时以捐官为荣，捐得候补知府及候补道员级别的，就足有七八百人之多。至于捐六七品散官及监生痒生功名的，多到无法计算。
这些人统统被请到新政委员会喝茶，其中有一半见机得当，手快利索巴结新朝的，虽然破费五六成身家财产，好歹没有破家败业，而那些不明智识趣的，或者手脚慢了一步的，则连后悔补救的机会都没有，全家被搬家进了旗营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