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写这部了儿子。
儿子在一篇日志中说：
日志到这里本就该划上句号了，但今天的一件事，又实在忍不住要说。我爸前一阵回老家四川去看一些以前的同学，周末先我一步到家，带回2张dvd盘，今天和我一起看的。盘里刻的是今年2月我爸初中同学的一次聚会，纪念毕业40周年，我爸因为工作忙并没有去。他们这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着中国的成长，经历了太多太多。令我感慨的是40年后，大家还能聚在一起，参加聚会的有30多人，其中有半数连爸爸都认不出来了，直到他们挨个介绍着自己及当年的外号，讲述着40年前及40年中的点点滴滴，相信这些也钩起了爸爸的回忆，看得出来爸爸对于那次聚会没能赶去参加是颇具悔意的。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四川话基本一句都不会说，听也只能听懂一小部分，到了难懂的地方爸爸主动给我翻译，看着一张张年过半百的脸，看着一张张脸上都挂着由衷的笑，给我留下的绝不仅仅是感动。40年，坎坷的40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40年，40年后30多个初中同学还能聚在一起，我真的很羡慕。很难想象，40年后我们呢，那时的我们还能像现在一样吗，写着网络日志，聊着qq，有机会就一起出去聚聚，有兴致就一起吃个火锅，喝个小酒，我们能做到吗？我不晓得，让时间去见证吧，珍惜现在的点滴，希望40年后我们还是朋友，一生的朋友。
儿子这段话是在大学时写的，当我看到以上这段话时，已是5年后的2012年10月，儿子已病故而离开我了。为了儿子，为了他对我这一代人经历的认知，我丢下手中原本正在写作的东西，先写这一段。
很多年前，我就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却因故未能动笔。儿子英年早逝，让我悲痛之余，感到震惊，一种迫切的震惊：即便是在非战争的年代，人也随时有可能离去。
逝者如斯，我若再拖，连那段逝去的岁月也对不住了。
谨将此书献给儿子及那一段岁月
山茅于2014年10月
第一章不羁
1968年12月22日是冬至，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也表示天气开始冷了。当年却因一句话，使那个冬天热火朝天。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李轼在大街上转了一圈，满眼都是游行的队伍，锣鼓喧天。他觉得这最高指示像一把火，把这个冬天烤热了，严寒被打破了。一天之间，******的这一句话把全国的二千多个大中小城市搞得热火朝天，千万家庭彻夜未眠。
最高指示见报后的第一天，吴能到学校看看。他琢磨着上山下乡这件事，之前他已经有好久没到学校了，晓得上山下乡的消息后，想找一些同学问问。校园依旧，绿色掩映着教学楼，不过树木有点萧瑟了，毕竟是寒冬了。没等他找到人，找他的声音倒先响起了：
“老吴，报名了吗？”武兴华在学校找到吴能，兴冲冲地问。
武兴华是高67级的学生，吴能是高66级的学生，他们都是一个学校要好的同学。相识几年了，武兴华将吴能当作自己的男朋友，她已经打听好，学校按班级安排学生下乡落户，也允许同学间的自由组合。她希望跟吴能一起走。
“没有。”
“老吴，昨天游行咋没见你，干啥去了？昨天大街上都是游行队伍，那场面太壮观了。”昨天的兴奋还留在武兴华脸上没有褪去，说话时还那样容光焕发。
“没干啥？”吴能没好意思说昨天他也在大街上，只不过他没有参加游行，是在街边上看闹热。他已经有一年多不去凑游行这种闹热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到如今，已经没学生啥事了，学生们基本上没啥活动了，昨天的游行再次把一些学生的热情又激发起来。吴能明白武兴华为啥那样兴奋，她觉得学生又回到舞台的中心。
“老吴，都晓得了吧？咱们一起走吧。昨天我就在找你，我已经报名了。我还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最穷困的山区去。”
吴能刚才在学校转了一圈，已经看到不少贴出的决心书，写得都很慷慨激昂的。沉寂了一阵的学生们再度振奋起来，他们又成了运动的主角。他想就是要去，也不着急在早晚这几天，就问武兴华：
“小武，咋这样着急？不是才刚开始吗？”
“我要争取第一批就走，听说还有人写了血书，不着急不行啊！”武兴华的声调仍然是激动的。军帽下那两把短刷子式的辨子左右晃动。
“我还得想一下……找几个人问问。”吴能的话有些迟疑。心里却在想：写血书，有那个必要吗？
“啊……想一下？啥意思？”
武兴华一愣，像不认识吴能似的看着他。她认识吴能有几年了，在她心目中，吴能就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今天吴能这话实在让她吃惊，立即说：
“这有啥好想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每个人都必须执行的。你要想啥？又有啥好想的？难道跟着伟大领袖走还会有错吗？”
吴能没有再说话，从昨天到今天他心里也很乱，也晓得一句两句跟武兴华说不清楚。那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