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轼，你说这些，我也有类似感觉。那时从外地来串联的大学生各种派别都有，我跟他们接触多，有些就是高我们一届的学长，上了大学后，又回老家来串联。我就发现他们一个一个的嘴巴都挺能说，思想也很活跃，那时我还奇怪，刚进大学一年就这样厉害。后来想明白了，不是他们比我厉害多少，也不是因为他们比我年长一些，而是他们处的位置不同，能接触到各种信息，经历得多。那时各种小道消息都有，后来不少都得到证实，说明都是从上头流传出来的。这样多的人说打倒就打倒，没过几天说解放就解放，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原本应是最革命的人，紧跟领袖跟得最好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同样没风光两天，又完蛋了。陶铸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又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没过两天成最大的保皇派，王任重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没干两天就由革命成了反革命。再过几天，王力、关锋、戚本禹又先后成了一伙坏人。你能搞清这是为啥？你能说清这是为啥？这些事其实都是有背景的。我们一是年轻，没有相应的阅历判断分析它，就凭感觉来判断。二是上层真实的情况，作为下面的人，无法了解。只从一些小道消息来瞎猜。运动之初是一腔热血，想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觉得他老人家不可能有错，后来才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
“李轼，老吴想事就是比我方二强。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一年，他就退出不干了，开始逍遥了，还劝我也退出。我还不信他的话，心想是他被捶了一顿后，革命意志衰退。我还继续扎劲了一阵，心里还在想：老毛说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然就该我们主沉浮。后来才明白，老吴说得对，轮不到我们主沉浮，犯不着去为别人当枪使。”
李轼没说话，看着天上的云彩，心想都说天有不测风云，实际上这政治上的风云比自然界的风云更难捉摸。搅动满天风云的人，正是运动的发动者，幸好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卷入进去，早早就作旁观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