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我们那些操作员去找柴菲了，质问他为什么随便就扣大家奖金搞集资。”
“他怎么说？”
“开头他还摆官架子想压服我，见我不吃那套，和他吵吵起来，又软了，说他其实也不想这么搞的，不过总公司态度很坚决，他也只能执行。说些软话呗，什么这钱又不是捐给‘红会’，有去无回，发誓赌咒的说决不会瞎了。我看他说的像是真话，确实是总公司大老板们定下来的，他小样的只能听喝，和他吵也是白费。我出来了，看见保安部老潘又去找他，当然也是这事了。”
“我也觉得他刚上来，应该是想多交人而不是得罪人。”我同意地说。
自从钱智商透露了柴菲上台的内幕，我就觉得他其实也只是个小棋子罢了。冷总现在已和他没瓜葛了，不会维护他只会利用他。
还是那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佬们一个主意，能玩死一帮小侠。
尽管员工们很不满强制性集资“被股东”，然而强制集资毕竟还是比强制捐献要好些，还能让人看到这笔钱有一线希望——兑现终结者施瓦辛格“我还会回来的”承诺。
而被强制捐给“红会”的钱呢，确实，那可是绝对回不来了，谁知是不是进了郭baby的包了呢，反正没任何指望了。
所以，在最富有“反抗精神”的几个人找柴菲交涉未果后，员工们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珍重保存“白条”，等待着遥远的某一天，分到这笔钱汇入商海后捞到的渺茫红利了。毕竟为几千元钱，就和给自己长期开资的单位闹翻，不会是件合算的事。
柴菲遭遇到上任后第一次危机，还算平安地度过了。
2012年的春节来得早，景区也依例照常营业。新领导柴菲，当然也不会放过这赚钱的黄金假日档。不过，员工们情绪却比较消极，这当然和年终没拿到理想奖金反被集资有很大关系。
特别是老兔领导下的接待部，他自来没什么威信，更不像原主任老贾那样敢为本部门争利益，所以员工们消极情绪更多些。
为了适应春节的特殊情况，已经把大部分男操作员调到白天班上。但人来了，心未在岗，操作起来慢慢腾腾，一个游客那里多花费两分钟也平常。人出了系统，操作员却半天也没过来，座椅不能得到及时利用，这种事也常发生。
不过，幸运的是还出什么事故，只是造成众多游客等待时间过长，听到了不少的抱怨投诉。
柴菲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接待部的那些“中心”老人们蔑视他这个新领导，于是，他直接就在公示板上给接待部以通报批评，扣发当月一半奖金。
这下子可好，他这个属于“总公司派”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收拾”接待部，更激起了原“中心”派人员的反弹。
不过，他们暗中的核心老贾还是个明白人，知道公开对抗柴菲对这件事的处理，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毕竟从表面看，柴菲还是有理有据的，安抚住了大家的情绪，选择了忍耐。
老贾在跟我说起此事时，牙咬得紧紧的：“等他小子再有什么把柄，对他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虽然我对柴菲根本没什么好感，但毕竟他的“执政”关系到“穿越游”景区的前途，我也是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总公司派”和“中心派”这两股公司骨干力量，一旦闹对立，势必两败俱伤，对事业发展将造成重挫。
我不由得想起钱、甄执政时的和谐气氛来。就说处分老贾这事吧，尽管理由极其充分，钱智商还是先同甄工商量，对接任者老兔，他尽管认为不合适，还是尊重了甄工按员工顺序接手的惯例。当然，甄工也以为临时顶替个把月，没想到很快两人双双离开，才造成了今天操作部的局面。
也许，随着他们离开的，还有公司原本团结、和谐的氛围。
除了这件事令我感到担忧，还有一件春节前遇到的事也让我困扰。
我在前边已经说过，到贾府私塾读国学的学童们，春节期间当然要放假回家团聚的，他们此前在一天相当于两天的学习中，已感到很疲劳了。家长们协商过，决定春节好好让孩子们过个年，时间从除夕到正月二十，按里面的时间算，就有四十天了。这就需要向私塾的贾代儒请假，而这理由，却不好实话实说，他无法理解的，怎么会有另一个时间段的春节，而且竟要放四十多天假呢？当然，这个棘手的告假事就得由我去做了。
我说过，我已想好了一个很巧妙——不，感情-色彩不对，说谎不能用这种褒义词，还是说可以很让人信服的主意吧：学生们出现了集体传染疫情，为了避免传到祖邦之地，当然只能忍痛暂时中断学童们的学业了。
这件事还不能提前打招呼，“我们的学童从某日起将会集体感染禽流感病毒，所以从那天起就全体不能来上课了，特此向贵校请假四十天，请代儒老准假为盼”，就算老先生很迂腐，也会觉得这事荒唐的。
所以，我是在学童们集体放假的除夕这天，先去打发了那几辆包下来的“校车”（出于同样的理由，并没有提前退掉，以证明是突发事件），告诉车夫由于学童们感染疫情，相当长时间都不能过来了，但今天的工钱仍然照给，今后就不用来接了，什么时候又需要包车了，会提前通知他们。
把“校车”的事处理完，就是去私塾通报情况请长假了。我索性决定再利用一下已付了费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