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金宇中逑跑后，杨星的情报部门多次企国抓到他的蛛丝马迹，但每次总是落后一步，不是被他发现逃之天天，就是有人可以阻挡他们的行动。几次三番下来，杨星也意识到这其中有问题了。
要说金宇中携款外逃，最紧张的应该是韩国政府，但杨星手下却发现金宇中不但一直拿着他韩国护照大摇大摆的在欧洲各国自由出入，没有半点被通缉的紧张。而且周围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亚洲人暗中保护他，这些人看起来像是职业特工。
用沈长征的话说这就是投鼠忌器，就像来常新出逃后不隐姓埋名，反而高调的在加拿大大肆挥霍的道理一样。远华大案牵扯到太多上层人士，已经从简单的经济案件发展为了上层政治斗争，不少人恐怕不希望来常新回国后说出更多不得了的内幕，所以中央受到限制无法有大动作按正常途径把来常新弄回国，这才求助于杨星。
金宇中的出逃现在看来肯定和韩国政府里不少高官有牵连，许多人希望他永远别回国，他周围的职业特工既是保护者又是监视者，难怪杨星之前一直无法找到他。没被前世里韩国电视剧忽悠昏的杨星认为韩国特工的水平在国际上大概只有三流水平，所以他没做到的事情，国内情报机构却轻易做到了，能把金宇中的下落找出来。沈长征给杨星的的确是份大礼。
如果能把金宇中掌握在手中，杨星相信收购大宇集团的把握又多了几成。韩国财团的崛起跟韩国政府的扶持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作为韩国老牌六大财团更是历任韩国政府重点关照的对象。但是世界上没有的午餐，相应的这六大财团付出了不少代价和政府达成了诸多私下交易，韩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从大财团手中得到“红包”在韩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
金宇中当初在亚洲金融风暴肆虐期间还敢大张旗鼓逆势操作，选择大规模扩张集团规模的做法，让大宇集团一度坐上韩国第二大财团的宝座，这中间如果没有韩国政府某些官员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到的，而收购大宇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派驻大宇集团的官员们的故意拖延，现在能把金宇中掌握在手中，在谈判时无疑就是一个很沉重的的砝码。
何况金宇中在大宇集团几十年，简直就把大宇集团堪称是他的私有物了，只有他才清楚大宇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和各种人事安排，如果大宇集团收购成功，金宇中本人就是一座大金矿，大宇的一切秘密都将摊开在中星国际面前，对中星国际迅速掌握大宇集团核心机密，成功收购缩短时间。
当然同时操控大宇和香港电讯的收购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两家企业涉及的收购金额都高达百亿美元”即使有沈长征出面代表中央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杨星依然要仔细筹划一番才行事。剩下的飞行时间里他一直在考虑此事，临下飞机时他脑子里才有了模模糊糊的轮廓。
所以他依然没有主动向沈长征作出承诺，但答应他再仔细斟酌后给沈长征一个满意的答复。事不宜迟，有了这些新消息的杨星前脚送走沈长征，后脚就立即通知所有在香港的企业高管集合开会。
开会前他先听取了尹真，韩世浩等韩国分公司人员的越洋电话汇报，他们是这次主要负责大宇收购案的人员的，用他们的话讲大宇集团问题多多”谈判进展缓慢，前途未卜。相比起另一家竞争对手，以安田一之助为代表的日韩联合财团来说，他们的形势不容乐观，显然对于韩国政府和大宇的债权人来说”对日本的好感多过杨星狐假虎威带来的美国人。
韩国二战后曾创造过让世人震惊的“汉江奇迹”经济从食不果腹的农业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工业强国，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上世纪60年代正是冷战的高峰期，两大阵营尖锐对峙，韩国就是冷战的最前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保证韩国这个桥头堡的经济安全”作为远东“宗主国”的美国给他下属的日、韩两大盟国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们修好，结成远东的战略联盟一致对抗苏联的威胁。
在日韩双方谈判建交时，日本曾利用这一背景形势”在道歉、赔偿、领土等问题上拒不让步，耍尽手腕”让当时的韩国朴正熙军人政权在谈判中处处被动，但因为当时韩国迫切想发展经济，急需日本的“赔偿金”
和经济合作，于是强行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1965年日韩两国政府迅批准并通过了《韩日协定》，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日本人在建交中占了大便宜，出于补偿以及扶植韩国内部亲日派的心理，日本人在随后的两国经济交往中对韩投资有很大倾斜，并转让了不少高新技术，甚至派遣了许多技术专家手把手的把韩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了亚洲有数的工业强国。
这种历史渊源下，韩国几大财团都和日本财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宇集团也不例外。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经济受创最重”同时日本虽然也受到相当大的接失，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实力仍然远远在韩国之上。韩国为了自救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条件，向国外金融投资者敝开金融业投资，许多韩国银行成为日本买家的曰标。
现在的情形是中星国即使际拉上了美国人助阵仍是不被韩国国内经济人士看好，大宇的破产清算委员会明确表示倾向于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