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志坐火车去江城市，到江城，不是一次了，在车上总要遇到兜售东西的，那些小贩，在火车上做生意，常年在摇晃中过日子，也不容易萌宝来袭，恶魔爹地傲娇妈。【ka"..///
一般来说，火车上卖的东西，德志都不敢恭维，总有一些禁不起小贩游说的人，买了东西回家，最后还是将东西丢弃，这种消费的冲动带来的后果，最好的解释是算是照顾那些为生活奔波的小贩了。这样的安慰就好比，买了彩票总也不中，就说是为了国家的慈善福利事业了，其实，这种惟一的国家卖彩票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赌博。
没有一个赌徒愿意将自己腰包的钱用来做慈善，总要守护最后一个子儿，来购买筹码，押宝，凭运气，赢得更多的钱。事与愿违，总有一些富有经验的赌徒马失前蹄，赌输了，就愿赌服输，甘认倒霉，但只要还有机会，就绝不放过一次翻身的机会。
惟有赌博才能给赌徒带来成就感和释放的快感，通过金钱的频繁易手，让人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有时有，有时无，毫无定数，不必强求。德志并不认为赌徒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有两种人会金盆洗手，不再从事赌博。
一种是赢的人，赢了还想赢更多；一种是输的人，输了还想翻身的，大有人在，可惜，真正能够通过赌博而翻身的却如凤毛麟角，非常稀少，非常难得。
对于消费，德志一直比较节俭，但家里没什么积蓄，他对物质的渴望随着年岁的增加和知识面的扩展而递减，这种**很奇怪地在从他的脑海中去除。考虑的不单是自己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家人的需要。他就就像一个厨师，总想着食客的口味，尽量让食客满意。厨师看着别人吃得香，自己心里也会觉得香甜。
德志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一切从简，才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如果被繁杂的生活缠累，最终将一事无成。
车上人来人往，有上厕所的，有倒开水的，有去泡面的，车上飘着一股方便面的味道，夹杂着一些烟味。
过道里总是很热闹，卖水果的推着小车一路叫卖，走过去，没多久再走回来，凭着他们的经验，有的乘客没考虑好，暂时不买，等小车推走了，他又后悔，想买，这时候小车回来，他准备买，被人阻止，或者想到不必要买，于是放弃。等小车走了后，又后悔想买；于是等小车过来。小车偏不过来，等了好一会儿，小车又过来，他才买。这样的人，犹豫不定，在德志身上也发生过。关键是兜里的钱不宽裕，总想着节省。
还有卖烟卖酒卖纸巾扑克的，这类小车是供乘客消遣打发时间的。一般人不会去买。买这些的大多数是一些三四个同乡或朋友一起出门，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朋友义气，免得说自己小气，才买来玩的。坐一起的少，因票买的不是那么理想，于是央求别人换了座位，尽量坐在一起，吆五喝六地开始打牌。
另一些人，则看报纸，头歪倒在窗户或后座上睡觉，或者钓鱼，随着车的行驶，头也做着有规律的运动。
年轻人则埋头玩手机。那些手机控，从一上火车就开始玩，一直玩到终点站。没电了，就换电池。他们有办法，总之是要将手机玩到底。
到达江城，还是很热，到处如同泼了火一样，连柏油沥青马路都被晒软了，有的地方被晒化，发出黑色的亮光，人走上去，甚至都担心那些晒化的沥青，粘着人的脚底，非常窝火。
德志走到宿舍，宿舍在四楼。
到了宿舍，听说遭贼了。
怎么又遭贼了？可能贼已经清楚公安的办案能力，公然向那些人提出挑战，不断碰触这根底线。上次丢失的是一部电脑，留下了音箱，这次丢失的还是电脑，连音箱也“一锅端”了。
贼胆够大的，宿舍有人还敢进来，悄悄地，来了，带着布袋，静静地走了，带走了所有云彩。这里的值钱的东西，一扫而光，包括小小的音箱。真是空空地来，满满地去，如同在自己家的客厅厨房。
刘小姐已经报了警，警察来了，看了看，做了笔录，又走了。像这样的案件，太多了，登记一下就不错，根本破不了，也不会引起重视，除非刘小姐是日本人，或者是有特殊的高官背景，否则，就搁置一边，等着吧，等蟊贼自投罗网、自己坦白，即便坦白了，那些失窃的东西早已不在，还怎么追？
刘小姐是香港人，因为大姨妈和政府合作的，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要求公安破案，只能向香港办申报损失。这损失分开两部分，一部分属于公家东西的，则由办公室承担；属于私人部分，就由刘小姐承担，刘小姐看破案无望，只有自认倒霉了。
刘小姐不知道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存状况并非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许多农民工还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无良心的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到处都有。
这个案子不一定是农民工所为，只是说，农民工处境悲惨，如果真是饥寒起盗心，也有情可原。农民工因为身份特殊，在城里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总是边缘人，干了活儿拿不到钱，家中亲人在盼着，只好铤而走险，弄点东西变卖，换点钱回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算了。但是，大姨妈有些生气，骂骂咧咧的，叫嚷开了，仿佛这东西是机构的工作人员偷的一样。众人都不敢吭声，听她大放厥词。
对于小偷，如同老鼠，过街之时，人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