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魏县的官场不平静，县委常委一下子出现二个空缺，县委书记一职没有人敢奢望，就连谭良富也不敢有太多的想法。虽说他来魏县当县长之前的玉兰市建设局的局长，属于平级调动。但是毕竟来魏县的时间不长，市委肯定要考虑到这一方面，县委书记是需要具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但是纪委书记一职很多人打他注意，这些天往返于市里的人也络绎不绝。托关系的，找老领导反正十八般武艺全都使出来了。本来对于魏县纪委书记，丁洪亮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经过自己侄子丁海轩这件事，他自己都自身难保。省里的意思为了防止人情关系，纪委书记一职必须要异地任职。丁洪亮很可能被调入的外地，市里也是着手从外地空降一个纪委书记到魏县。
赵华帮谭良富沏好茶，和谭良富确认一下今天的行程，谭良富这些天主要是到县里几个国营企业调研。市委把他调到魏县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搞活魏县的经济，脱掉贫困的帽子，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半年的时间魏县的经济基本没什么改观。
谭良富叹了口气说道：“还真希望市里早点把魏县的班子给定下来，现在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是这经济，你在大学期间肯定涉及一定的经济知识。”
“略有涉及，谭县长。”赵华毕恭毕敬的说道。
“让你没人的时候叫谭叔，下次再犯，我给你好看，你来谈谈你的想法。”谭良富佯装生气的说道。
赵华对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很有发言权，前生对于华夏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十分的了解，自然是信心爆棚。赵华清楚的知道一个地区想要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定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后盾。他不仅仅体现在纳税上，包括就业，消费等等诸多因素
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进行了三次尝试。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83年。这个阶段的改革被称为“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即扩大企业在生产销售、利润留成和人事任命上的权力，如允许企业生产和销售超计划产品，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任命企业下级干部。这一阶段的改革，在措施上类似于东欧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尝试，它们的结果也是类似的：在改革的初期，显现一些成效，到了后期却出现严重的弊病。改革初期，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企业产值和利润的增长，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更大的问题。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企业发放的奖金、补贴等越来越多，而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和财务计划的情况却越来越差。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3至1987年。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两个措施：一个是改革涉及国有企业的财务分配体制，实施“利改税”，即把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的体制变为向国有企业征税的体制。企业向国家上交税收以后的利润全部归自己所有，这使得企业仍然有动力增产增收，也遏制了企业乱发奖金的倾向；第二个措施是改变涉及国有企业的投资体制，实施“拨改贷”。财政不再无偿注资给国有企业，而是企业只能以贷款的形式向国有银行融资。
第三阶段是1987至1992年，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是“承包制”。企业承包一定份额的利税，承包额之外，企业自主支配。在开始的短时期内，承包制对于促进企业增产增收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缺少计算承包基数的科学标准，导致企业“苦乐不均”、怨声载道；承包制大大刺激了短期行为，例如，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分成，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不维修设备，不提折旧或者少提折旧，把折旧变成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给企业的设备造成损害。承包制下，发包者和承包者之间的产权界定非常模糊，承包者拥有企业资产的经营权，也拥有了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使得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1992年之前的三次改革尝试都失败了。原因之一是，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解放思想，没有能冲破旧思维的桎梏。社会主义等同于完全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人们。
第二个原因则是，人们对一个基本经济规律还没有认识清楚。那就是不触动企业的产权制度，只改革企业的表面的利益分配关系，如同隔靴搔痒，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虽然1992年之前的三次国有企业改革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从这十多年的摸索中得到了什么呢？首先，相对于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而言，我们得到了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却付出了较少的社会成本。另外，我们至少收获了两点认识：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并不等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二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有条件的成立。第一点认识被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而第二点认识则可以被所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的实践所证实。
赵华知道想要真正的盘活市场，盘活经济，就必须实现企业体制改革。但是在玉兰这样的中部城市，又有几个人能接受股份制呢。
赵华说道：“我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