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看不到脸，但杜铭川可以肯定他从来没见过这人，心说谁会到龙窑上来吹箫呢？还吹得这么悲恸感人，就好似窑尾衣冠冢内埋着的是他的亲人一般。
带着疑惑，他撒开腿朝山坡那边跑去，眼睛则紧盯着窑顶一动不动的人影。但跑到龙窑的位置中间有一段弯路，视角恰好被几颗大树挡住，看不见那里情形。待他绕过这段弯路，靠近龙窑时再一看，那人影竟然已经不见了。
杜铭川急忙窑前窑后找了一通，又登到高处极目远眺，什么也没有发现，不禁迷惑起来。从家门口到这里的距离并不远，一路飞奔不过片刻，而这人脱离他视线的时间就更短，走得再快，也不可能连个影子都没有。
他忽然想起自己曾从这窑上莫名其妙掉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心想难道那人是到窑里去了？他又进了窑腹，仔细查看起来。
龙窑靠近脐部的位置有一片新修过的痕迹，那是那天被杜铭川用雷`管炸过的地方。但地面却坚固如常，有着多少年烧窑留下的烟熏焦灼痕迹，他没有发现任何通往地下的洞穴或缝隙。不过想想也是，如果有地洞，那么jing察、孙校长以及那些修窑的工人不可能看不到，只是如此一来，就无法解释他那天夜里的遭遇了。
杜铭川理不清思绪，只得作罢，来到窑尾处对着父亲的衣冠冢祭拜起来。想起父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此刻却尸骨无存，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他刚刚被箫声引动悲恸之情，此刻更是伤心不已，但眼泪却反而流不出来了，只对着这座新筑的空冢和古老的龙窑发起呆来。
这龙窑是他出生的地方。那一天，父亲正在装窑，怀胎十月的母亲就在窑里生了他。村里人开玩笑说他是山神的儿子，父亲则笑着说他是龙的传人。
小时候的杜铭川并不觉得自己的父亲杜青松有什么与众不同，只不过和大多数手艺人一样，开着一间叫杜氏瓷坊的手工作坊。
七星镇是江南最著名的瓷器产地。这里的制瓷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但真正出名则是宋室南迁以后。那时吴越王烧制秘se瓷的越窑早已衰落，而北方大量的汝窑、耀州窑工匠涌入南方，揭开了制瓷史上新的辉煌篇章。
到了近代，七星镇的制瓷业曾一度没落，过去的大小窑口多数废弃，工艺几近失传，直到改革开放后，民间老艺人纷纷出马，制瓷业才再度兴起。到了八十年代末，私人作坊开始遍布全镇，尤以镇东的大窑村和镇西的小窑村最为集中。
杜家正是在这个时候搬到七星镇，在小窑村落脚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当别人都开始用煤气甚至用电来烧窑的时候，杜青松却执拗地坚持用柴火，在这口庞大到难以驾驭却又效率低下的龙窑里烧制着他亲手制作的瓷坯。
杜氏瓷坊的瓷器很特别，即不做市场热销的茶具餐具，也不像有些人那样烧制仿古瓷，而是专门烧骨灰盒。
骨灰盒自然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只等着有人上门来收。好在老杜家的手艺不错，每年做的量又不大，还从来没有做出来卖不出去的情况。但骨灰盒生意毕竟赚不了多少钱，殡葬场里卖三五百甚至几千块的盒子，杜氏瓷坊的出货价还不到一百，没办法，这年头赚钱的从来不是出力气的人。这点利润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都困难，但杜铭川小时候的i子过得并不清苦。杜氏瓷坊真正赚钱的东西，是一种和骨灰坛子很像的青se瓮罐。
杜青松每年都会拉上几百个瓷瓮的坯，然后把作坊门一关，谢绝所有客人，只留下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帮忙。等几百个瓶子沾上釉水进了窑，烧上七天七夜的火，出窑的时候能烧成的总是十三个。但就这么几个瓶子，却每年都有人准时上门来收，出的还是让那些陶艺师们都羡慕的高价。这笔钱虽不能大富，却也足够让一家人在小镇上过上惬意的i子，除了作为外来户的那种孤独感。
方方正正的骨灰盒不赚钱还不好听，而那个不让摸不让碰的圆坛子，却又透着一股邪xing，让他看着很不舒服。
那时候杜铭川总是扬着小脑袋问：“为什么我们不做别人家那种漂亮东西？”他总觉得镇上其他作坊生产的那些花瓶和茶壶又好看又好用，特别是那些东西还有着各种各样响亮的名字，比如玉壶chun、将军罐、提梁壶等等，而自己家生产的骨灰盒却连说都不好意思说出去。
父亲从来不解释什么，每次都在他脑袋上重重地拍一下，说一句：“那都是虚的，学好手艺才能吃饱饭。”只有母亲怜爱地抚着他的头，说：“我们杜家是外来户，不能和本地人抢生意，你爸手艺又好，会遭人嫉恨的。”
关于外来户的概念，杜铭川直到上学后才渐渐明白。好在杜家人缘好，他在学校的表现也很争气，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尤其是孙家的几位老师和镇中学的孙校长都很器重他，让他这个外来户渐渐融入了当地人的群体。
杜家的i子也越来越顺，从刚搬来时的一片平房，改成了两进院落的二层小楼。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要不是那两个陌生人的到来，一家三口的i子过得平静而又安逸。
杜铭川清楚的记得那天父亲见到那两个陌生人带来的碎瓷片时，沟壑纵横的脸上浮现出一股莫名的惊惶，抚摸着碎瓷片的双手剧烈颤抖着。他们和父亲长谈了一夜，留下一沓钱和一颗子弹就摸着黑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