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高丽商人怎么了？
在这个大宋的南宋时期，以一人之力抵制日货的珍宝行行首刘钱认真地说：“他们均是金间！”
靠！万士达和吴大鹏面面相觑，老刘啊，咱们是商人，信奉这个实用主义，挣钱是第一性的，你管这个间谍干嘛，再说了，现在金早都被灭了啊……
“他们均是金间！某绝不能与他们来往……”
中年愤青，珍宝行行首刘钱又重复了一遍来表明自己的商业态度。
看来，这是真的不能帮他们的忙了。
有宋以来，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
与此同时，高丽也先后称臣于辽、金，向其纳贡。
因受辽、金制肘，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
从公元994年起，开始受制于辽的高丽，在受辽之册封，奉其正朔的同时，仍不时向宋朝贡，这是属于“感动大宋”的行为了。
宋真宗曾经“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高丽使者。
高丽王曾经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
高丽人当然喜欢来朝贡了，因为大宋的产品过硬不说，给的回赐也高，利益在里头呢。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私人也可以自己带一些货物……
对宋朝的决策者来说，高丽频频入贡，这个经济行为可以为达到“结之以谋契丹”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
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
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这其中的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徽宗这一朝，同样为了达到“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
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把普通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企图没有实现。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而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国家实用主义抬头了，大宋的南宋时期，他们整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两者的朝贡关系，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甚至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
在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
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哪里有那么多间谍啊，但是，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不自信也影响了民间，若不是确实要高丽商人的人参、松仁等，恐怕民间的商业往来也早都停摆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绝对不会在商业往来中害怕间谍。
也许这种情绪影响很深，一直到金灭了还会存在的，正巧呢，反映到珍宝行行首刘钱身上了。
“绝不与高丽商人往来，他们皆是金间！”
好吧，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他的态度是坚定的，语气是生硬的。
这是一个把家恨、国仇都融入到商业精神里的成功商人……
吴大鹏只能苦笑，对这样的人他不想费口舌去劝说。
中年人的世界观，他才不想去改变，太难了。
所以说，他们计划中的第三个打算不成功了。
但是，他们不着急的，时间在自己这一面，再说了，能有这样的开局，够好的了。
他们第三个打算就是，从日本和高丽那里雇佣也行，买也行，一定要弄一批人手，而且现在就要去台湾，当然现在那里叫琉球。
其实根据目前北台湾平埔族遗址所出土的文物显示，至迟在唐代就已有商旅和南岛语诸族有贸易的关系，甚至可能汉代就已有商旅抵台，在淡水八里十三行出土的遗物中，除了石、陶器外，也出土了汉人古钱币、瓷器碎片和非本地生产的琉璃装饰品与铜器。
其中汉人古钱币包括有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与宋代太平通宝等。
凯达格兰人，也就是平埔族的一支，曾以唐朝的钱币“开元通宝”作为耳环等饰物的材料。
唐宋商旅通常以一些精致的制品换取一些补给品或较为贵重的兽皮、动物制品等，然后随即返航，别的那里啥也没有啊。
台湾虽然距离大陆近，但却不在中古时期海上丝路的主要航线内。
还有对这一时空的海商来说，去一趟台湾的航程太危险了不说，而与台湾原住民所能交易的物质也有限。
由于横越厦门与澎湖间须先横越一条红水沟，这个是中国沿岸流从北而下，海水略呈红色而得名，过金门没多久就可看到的，然后是一条黑水沟，黑潮支流，位在澎湖西方，然后从澎湖到台湾之间还得渡过另一道黑水沟，一条小些的黑潮支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