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飞阳的作品，认可者多，否定者少。
对一个十五岁孩子的作品，哪怕再苛刻的人，也难以指责，更何况写的确实不错。
但是，不认可的人也有，王石有就是其中一个。
七月初，高考的前几天，王石有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二月的杂草》，专门谈论了《红高粱》这部
文章中指出:文学作品，自古以来，都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谓文以载道，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表达出自己本人对某些事物的一些看法和主张。
然则，如今铺天盖地宣传的一部小孩子书写的幼稚的类似武林传奇故事的部血腥与暴力交织的暴力文章，竟被一部分业内人士追捧，这委实让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忍受。
一部文学作品，竟然大肆宣扬暴力和血腥，这种现象，自古少有。
以一部乡土战争为幌子的文学作品，（我们姑且称它为文学作品）内容却是以宣扬暴力为主，以血腥的场面吸引人们的眼球，这种低俗的文字游戏，竟然有那么多人来追捧，实是罕见。
我们的四化建设中，精神文明的建设尤为重要。
我们的精神文明中，怎能容许这种精神方面的杂草四下蔓延？
这种文学作品，是对人类美好情操的摧毁!
是对道德底线的拉低!
是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我们成年人已经有了成熟的世界观，看了此部文章后，对我等的影响，不算大，最多只是有点恶心而已，然则，如果这部书被孩子们看到后，书中宣扬的暴力和杀气，不可避免的就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怎么能让他们接触到这种黑暗的文字？怎能让这种不健康的文章毒害孩子们的心灵？
这种精神领域的污染，犹如二月份刚刚露头的杂草，对于这些杂草，应当毫不犹豫的挥舞锄头将其铲除，使其肆意蔓延的危险，灭亡于萌芽之内！
一个写武侠低俗子，就因为不写武侠而开始往正统文学方面靠拢，有些人就开始对他包装吹捧，似乎一个低俗的人，如今开始变得正常起来，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似的！
难道一个罪犯，在劳教之后，开始认识错误，改邪归正，就能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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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有的这篇文章，一经发出，文坛沸腾！
这种点名道姓的文学炮轰，也就在大运动时期，或者在西方新思想初来汉国的民国时期才有，如今已经好多年没有这种文学骂战的事情发生了。
只是，当初的文学骂战，是两个势均力敌之人，隔空以文字的形式互相批评，互相指责，但是像王石有这样，作为一个文学界的老前辈，对一个文学小年青，对一个还在上高中的小孩子痛下杀手的行为，还是极为少见的。
李飞阳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汉剧团里面指点剧团演练中的一些错误和不太到位的地方。
最近汉剧团的《七品芝麻官》演出后，反响热烈，大受好评，在市内剧场演出后，被制片厂台某领导看重，认为是非常适合拍摄电影的一部地方戏剧，找到了汉剧团团长邵紫龙，说明了此事。
邵紫龙当时对制片领导说道：“这部戏，不是传统戏剧，而是刚刚写出的，要想拍电影，怎么也得找原创作者说一下才行。”
然后就找到了正在被记者围追堵截的李飞阳，这样一来，李飞阳竟然还平编排了传统戏剧的事情，又被得知消息的记者爆了出去。为李飞阳的传奇，有添上了一笔锦色。
因为此时的李飞阳红得发紫，已经是知名作家，风头正劲，于是就按照大作家的待遇，电影制片厂，花了一千五百块钱的“高价”，买下了《七品芝麻官》的改编权，同时按照知名编剧的标准费用，聘请了李飞阳作为戏剧的指导，希望李飞阳有时间，就来剧场观看演员们的排练，指出其中的不足，也好找拍摄电影的时候，减少一点拍摄时间。
刚刚散场，正喝水的时间，大舅张昭夫一脸阴沉的拿出一份报纸，递给李飞阳：“飞阳，你有麻烦了！”
李飞阳楞道：“有什么麻烦的事情？”
张昭夫摔了摔手中的报纸，恨恨道：“现在有人开始攻击你了！说你写的文章，是精神建设的毒瘤，应该予以打击和谴责！”
张昭夫极为恼怒：“这人太无耻狠毒了！你这部《红高粱》我已经看完了，哪有他说的这么不堪？他这是戴高帽子来压人，典型的小人行径！”
李飞阳好奇道：“老舅，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这报纸上面到底写的什么？让我来看看？”
张昭夫将手中的报纸递给李飞阳：“你好好看看，他奶奶的，王石有作为一个文学界的老前辈，打压一个刚出道的孩子，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欺人太甚！”
李飞阳接过报纸，看到这么一个叫做《二月的杂草》的名字，就是一笑，知道这是有人把《红高粱》这部作了精神上的杂草，恨不得挥舞锄头，锄之而后快。
往下看去，果然不出所料，只是言辞过于激烈，戴帽子的手法，也是斧凿之气太过于明显，算不得上档次的文章。
看完之后，李飞阳放下报纸，哈哈大笑，对张昭夫道：“老舅，你不要生气，写文章哪有没人骂的？一个作家要想从这个庞大的群落之中脱颖而出，自然要做好被踩在下面之人攻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