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嗯,老是做小白兔,会吃大亏的nbsp;”
老黎说:“给你讲个小白兔的故事,要不要听?”
我说:“听!”
老黎说:“蚂蚁在森林里走,突然遇到一只大象,蚂蚁连忙一头钻进土里,伸出一只腿。小白兔见了很好奇,问:你在干什么?蚂蚁悄悄对它说:嘘……别出声,看我绊丫一跟头。”
我哈哈大笑起来:“靠,很多人的梦想都是那么不切实际!”
老黎说:“是的,这个故事的道理谁都能明白,但是在现实社会里,却总有人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点点头。
老黎说:“再讲一个要不要?”
我说:“要!”
老黎说:“一天,袋鼠开着车在乡村小路上转悠,突然看到小白兔在路中央,耳朵及身体几乎完全趴在地上似乎在听什么。袋鼠停下车很好奇地问:小白兔,请问一下你在听什么?小白兔说:半小时前这里有一辆大货车经过……袋鼠说:哇靠,这么神!你是怎么知道的?小白兔说:他奶奶的,我的脖子和腿就是这么断的。”
我又笑,老黎说:“别光笑,明白这个故事是什么道理不?”
我摇摇头:“一时想不出……你说!”
老黎说:“一句话:现实的真相往往都是冰冷残酷的!”
我不由沉思。
老黎接着说:“再给你讲一个……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有一天,院长想看看三个精神病人的恢复情况如何,于是在他们每人面前放了一只小白兔。第一个精神病人坐在小白兔的上面,揪着小白兔的两只耳朵,嘴里嚷着‘驾’,院长摇了摇头。
“第二个精神病人背对着小白兔,拍着它的屁股,嘴里说着‘给我追’,院长叹了口气。第三个精神病人蹲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摸着小白兔,院长看后,满意地点点头。只听他悠悠地说了一句:‘小样的,放你3米,等我擦好车再追你!’院长倒地晕倒。”
听完这个故事,我笑不出来了,呆呆地看着老黎。
老黎看着窗外,悠悠地说了一句:“这世间的很多事,仅仅依据事物的表象,是根本看不到本质的。”
听了老黎这些话,想起我刚才问老黎的问题,不由觉得老黎似乎在点拨我什么。
我皱眉沉思起来……
“官场中人,似乎命运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喃喃说了一句。
“这就是中国人奴性的表现……奴性!”老黎说。
“奴性?”我看着老黎。
“是的,奴性!”老黎说。
“为什么这么说?”我说。
“因为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官,希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进步。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所以,我认为,靠希望过日子,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国人的奴性表现之一!”老黎说。
“之一……还有哪些奴性表现?”我说。
“多了。”老黎说。
“说说我听听!”我说。
“真想听?”老黎说。
“嗯……”我点点头。
老黎说:“国人的其他奴性表现还有: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
“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也就是所谓的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
“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革命和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
“还有就是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之为贼为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拿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
“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
“再就是中国人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还有就是中国人是变色龙。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
“曹操历来就被认为是白脸,但伟大领袖一说:不是白脸,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给曹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