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们现在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勃列日涅夫扫视了众人一圈，发话道，“昨天接到秘密情报，透露了两条消息:第一，杜威政府与德国方面就停战协定达成了大致意见，将于后天，也就是10月17日召开国会秘密会议审议；第二，参联会有人提出希望将我们礼送回国，同时针锋相对地在讨论有关遏制国内革命形势的策略……”
“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时刻，一定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要牢牢坚守岗位，不但完成党和人民交代的任务，同时还不能暴露……”勃列日涅夫说到这里用十分严肃的口气道，“因为美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部分同志被无产阶级高涨的热情冲昏头脑，不但在部队和教学过程中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甚至还有明目张胆串联美国军官和士官的行为，我再重申一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要通过革命理念、革命精神耳濡目染，通过个别的、私下的、秘密的交流交换意见培养美国军官们自觉自愿的革命热情，而不是我们自己跳出去领导美国人民革命，更不是代替美国人民发动革命！这是绝不允许的！”
事实上，红军教官团确定输出意识形态方针最开始是很谨慎的，通过的手段也很保守、秘密，活像地下工作——对很多年轻一点的苏维埃同志来说已很难想象了，但对上了年纪的人物，特别是经历过内战时期的人物还是明白的。
但到后来，随着美共的蓬勃发展，军队自然而然受到了左翼思想的侵蚀，变得日益激进和亢奋起来，甚至不用教官团灌输就变得活跃，甚至还有人主动向教官团打听有关“革命”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催化和加速了思想传播。为此，fbi和军队内部也盯紧了有关思想传播，问题是思想这个玩意，越禁越禁不住，再加美国传统上对思想领域的管理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格，又有“言论自由”这个黄金法条，所以遏制起来非常困难。
之所以胡佛不主动出面找教官团的麻烦，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教官团在干什么，而是因为相比美共的渗透力度和思想传播速度，教官团这点不算什么，两相对比之下，他选择了暂时观望，只把报告递给了杜威和杜勒斯。当时杜威和杜勒斯还在指望教官团能帮美国训练部队，再加上引入红军教官团这件事是杜勒斯提议，经过杜威亲口批准的，马上就翻脸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只选择了重点敲打几句，不对整体进行防范。
但麦克阿瑟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杜勒斯和杜威在这方面有点“姑息”，他更赞同“非美委员会”的意见——以前美国的主要危险是防国社分子，但现在的威胁主要是“赤色分子”。实际上，非美委员会作为众议院设置的独立委员会和fbi之间的“忠诚调查”工作是有交集的，非美委员会提出总体方案和构想，而fbi是负责具体执行，在这个领域，目前非美委员会主席、众议院议员、三k党人p.托马斯和参议员麦卡锡是其中最有分量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私底下也在串联这些议员，希望为驱赶红军教官团而努力。在他眼中，这1000多人的教官团目前是最危险的火源，美共是已被大火点燃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