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满洲事变，首先就不能回避皇姑屯事件。
昭和3年6月4日{1928年}关东军河本大作及其手下秘谋杀害中华uo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凌晨5点30分，张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预埋zha yao炸毁，张作霖当场被炸成重伤，回奉天后于当日死去。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控制了满洲局势，三日后继承其父职务才正式公开发丧。
当时在国内这也是起十分轰动的事件，由于一直未公布凶手，政府就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实际上凶手真不知道么？不！第二天就知道了，只是不肯说而已。
帝国当初任首相的是田中义一，说起来又印证了我的话，退役的大中将一文不值。田中本身是陆军大将退役后担任首相，但他后期就根本控制不住陆军，而我前面提到的宇垣一成也是陆军大将，就因为他主张裁军，使他在陆军内部大失所望，几十年都当不上首相，好不容易后来当上首相，在举国一致体系下，他的首相效用也是象征性的{编者注：原文如此}。
田中义一日露战争时在满洲服役，据说结识了当时还是马匪的张作霖，对其极其欣赏，这是两人友好关系的源头。
关于帝国未来的出路问题，最著名的就是昭和2年{1927年}召开的、由田中首相主持的“东方会议”，当时会议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以陆军少壮派军人为代表，主张武力迅速占领；一派以政府稳重势力为代表，主张委托占领，说白了就是在满洲扶持代理人，由这个代理人进行统治，与帝国亲善，由帝国给予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支持，确保帝国的特殊权益，确保“满蒙生命线”。
会议是后一派说法占了上风，这毫无疑问，但前一派并不甘心失败，不甘心失败也不是打算下次开会扳回来，而是直接动手干——这就是当年昭和参谋下克上的脾气，这个坏头不是石原莞尔开的，其实是河本大作开的。
河本曾任驻华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象台组织的大学寮，是一夕会重要成员，他和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斋藤恒{陆大19期}想法一致，认为维持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张作霖，只要除掉就万事大吉，田中依靠张作霖是不靠谱的幻想。
为什么双方会有这种大相径庭的认识？是因为军人的脑筋多半是简单而一根筋，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友即敌，却不知道世界很复杂，人性也极其复杂：张作霖以一个马匪到后来主政满洲，与其个人能力、机遇和国际形势不无关系，也与帝国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张作霖的势力扩张就是帝国在满洲的势力扩张，早些年我们还要顾及盘踞北满的俄国势力，等俄国革命后，俄国除了中东路实际已退出北满，那就全是张作霖和帝国势力了。
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和帝国既斗争又合作，说斗争是因为张作霖也有巩固自身地位、维持独立的一面，说合作是还需要帝国支持，但整体而言合作大于斗争。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态度贯穿了张作霖执政始终，有些时候合作多一点，有些时候斗争多一点，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就觉得这种情况太正常，两个公司做生意谈判不是也你来我往、斗争又合作呢？
但脑筋简单的少壮派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张作霖是背叛，是忘恩负义——帝国一手把你扶持起来，你居然敢推三阻四？实际上满洲的地盘都是张作霖自己拿下来的，帝国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因为这些作用就要对方俯首帖耳、恭顺得如同奴隶一样是不可能的。后来就算帝国把满洲全部占领，把满洲皇帝{译者：爱新觉罗·溥仪}请出来后，他对我们的态度总体恭顺，但恭顺背后也有不合作、也有斗争和反抗，这都是人之常情。
你哪怕养一条小狗，小狗都还有可能要咬你一口，你养个孩子，孩子也会叛逆一下——就因为这种叛逆你就要杀了小狗、杀了孩子？简直不可理喻！
当然，我现在77岁了，可以心平气和地想问题，我那时候30岁不到，在陆大学习时听到类似消息后也是义愤填膺，认为张作霖混账——就是混账，不是该杀！
张作霖死后，关东军少壮派欢欣鼓舞，而国内政界高层都对张作霖的死表示了震惊和哀悼，最显著的就是田中义一，他当时正在吃早饭，得知死讯后摔掉筷子，不由自主就说了一句“糟了！”，随后愤怒表示“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后来又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当时担任张作霖顾问的是町野武马，他曾表示关东军杀死张作霖纯粹是嫉妒：满蒙五铁路将于七月正式发表公告，这件事为陆军探知，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就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因为每条铁路都附有租借地，满洲就等于是日本的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已彻底解决。那样一来，军人们就再也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
所谓满蒙五铁路就是《满蒙新五路协约》，是大正14年帝国与张作霖签署的秘密协议，当初奉系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lian zhan连捷，差不多要把张拉下马，为维持统治，张作霖请求帝国直接出兵。要出兵好办，拿利益来换，张拿不出钱，又没有其他重大利益，便把这个条约当做利益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