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许久后，国际派第三号人物张闻天发言了，他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件事是苏联元帅布琼尼带队展开的工作，众所周知，布琼尼元帅文化和理论水平一般，干事情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粗暴，所以他可能存在工作中的急于求成，但这不应该被指责为苏联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人家至少也付了卢布，至于盛世才和苏联的问题，我觉得暂时可以放一放，统一战线不也说要暂时予以团结么？”
张闻天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虽然只字不提苏联的做法是对的，但也不肯直接承认是错的，只说与布琼尼有关，与具体执行人员有关，是策略问题，虽然他不同意用苏联的是非观代替z的是非观，但认为没必要将这件事闹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打个圆场，辩解几句就过去了——guo 哪天不往延安泼脏水？泼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当初毛要对付王明时仍然倚重张闻天，所以两人关系还不错，但任弼时返回延安后这种关系便宣告结束了，毛不但对张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更对他在宣传和意识形态中强调马恩经典而忽视本土化表示不满，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gong cong领导人的评价，认为张是z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闻之勃然大怒，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了一麻袋教条，当场给了周难堪。
对毛的这种态度，张闻天虽然有所察觉，但依然还没有醒悟，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迂腐，更不像王稼祥那样肯卧倒装死，而他的外在形象——时时刻刻在胸前别着一枚硬币大小、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徽章更让人毛看了不爽，认为这是张借古人、洋人来压自己。
对付张闻天不用毛亲自出手，他的话刚告一段落，反张大将liu shao qi便挺身而出，说道：“洛甫同志刚才的话我不能赞同。我们讨论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如何处理，你把它具体当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连谁是谁非都不敢说，还敢谈是非观？我只问一句话，这个问题苏联人有没有错误？如果有，是布琼尼元帅一个人的错误么？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位苏联同志辩护，而不是你说的，等待风平浪静、清者自清这种毫无作为的态度。你刚才说的态度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回避问题，希望以时间消弭恶劣印象，这是极度消极的作风。”
这几乎是指着张的鼻子骂人，张闻天十分生气，但没当场反驳，到底错不错他不能说——不是不敢说。
眼看张闻天被人指责，身为国际派二号人物的博古便不能不出来说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在心理上、政治上已完全交了qiang，任凭摆布，甚至连自己原本的亲信潘汉年也放弃了，但对苏联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地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yanri ji》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并不止一次说：“博古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
对苏联这件事，博古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倒是很光棍：“苏联同志去新疆强行买粮当然存在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应该放大和孤立地来看，应该充分体谅苏联的不容易。我的意见是，是不是以中央的名义给苏联发个电报，让他们承认一下具体沟通中出了误会并发表声明，这些卢布其实是白条，今后可以向苏联购买军火或工业装备的，这是其一；其二，对于guo 等借机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我们要坚决反击，中苏是盟国，就算是手续、沟通有问题，弄点粮食最终还是为了国际反fasi战争，有什么问题不能从大局看？从整体看？苏联帮过我们很多次，我们帮苏联一次又有何不妥？”
其他人还在思考博古的话，原属国际派重要人物、在遵义会议上鼎力支持博古的凯丰{何克全}却开始放炮：“博古同志，您想得挺好，不过有一个情况可能忘记了，中央和莫斯科打过电报，希望他们做个补充解释说明，但莫斯科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拒不反省不说，还直接要求我们站在他们一边辩护，您现在要的声明如果莫斯科不肯给怎么办？不肯给这件事还抓不抓了？”
这个反唇相讥让博古顿时愕然，但一想到凯丰这几年的改变，只能叹气不说。
虽然遵义会议上凯丰支持博古，但一旦确立毛的地位后，凯丰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完全将立场放在毛这边，甚至还攻击以前的国际派同僚，1941年他在长江局与王明搭档，打了很多王明的小报告，年底返回延安后又对张闻天尽学“本本”表示不满，认为是教条，这种表现让毛很欣赏，便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z xuan bu副部长}，这不但把张闻天挤出了宣传岗位，又赢得了凯丰的忠心。
所以博古现在只能叹气：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看书的朋友，你可以搜搜“”，即可第一时间找到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