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这番言论，很快便被概括为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同志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句话理论上一听就是错的，不过却不能显而易见地说出来，当然王明本人不承认这个凡是，他顶多承认一个凡是——凡是有利于国际gong chan主义运动大局的，我们都要坚决维护！
所谓大局，当然包括侵犯中国甚至zhan主义运动的需要，这就更有欺骗性和迷惑性——不是要讲大局和整体么？党怎么能斤斤计较呢？所以虽然王明路线还没有被批判，但在人群中已被日益孤立了，不但本土派、中间派都不赞同这个策略，甚至连国际派都反对王明的提法。张闻天这个理论家用理论证明了斯大林同志和莫斯科并不代表国际gong chan主义运动的正确性，但他不能触及这样一个雷区——损害中国利益满足国际gong chan主义好么？
这个话题他觉得很难回答，既不能理所当然地说是，又不能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因为这件事已有了多个先河：
第一，中东路事件喊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奉系，招来民众一片抗议，要不是张少帅太不能打以及后来西安事变这档子事，这是大家绕不过去的；
第二，engdu li为好，但如果以后z拿了天下，蒙古是独立还是回归呢？苏联从不正面回答，只说要尊重民族自决权；
第三，承认满洲国并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还可以理解，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遭到很多人的抗议，z最开始说的是权宜之计，是斗争策略，可事态如此发展，还称得上是权宜之计么？如果是权宜之计，那又要承认多久呢？不会最后也来个承认民族自决权吧？
所以王明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但如何解决却不是一时三刻能完成的，毛考虑再三，决定加强整风的力度，用王明的话作为衡量标准，用于折射出其他的问题。
就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印度战场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在日本海陆并进、德国海军陆战旅的配合下，英国本土军队连续受创，求援的消息从新德里发到了伦敦，又从伦敦发到了华盛顿，华盛顿再次催促重庆政府出兵，但马歇尔汇报的语气却让罗斯福大吃一惊。
“蒋只对我们的物资感兴趣，他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对保卫印度没什么热情，史迪威将军表示这1个多月只有不到4000人通过飞机抵达印度，除极少数军官，其他明显都是没接受过任何训练的普通人，身体素质也不尽人意，他只能费力地加以培养。据情报员在重庆观察到的消息，他们更摩拳擦掌地期待与gong chan党在新疆出卖中国利益，与苏联勾结。”马歇尔苦笑道，“就算是这些军官，也是蒋z quan中被排挤出来、不得志的少数派。我现在非常担心这些美援物资不是被他用于打击日本人，反而会成为他打内战的底气。”
“他疯了么？”罗斯福怒道。
“他没疯，相反他很冷静。由于前期俄国人在中国西北抢劫的行为，大大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那些对蒋不满的min zhu派人士现在对斯大林更加不满，重庆方面握有很大的舆论和军事优势，他想利用这个有利局面消灭gong chan党，用他的话说，叫攘外必先安内！日军力量的退出又为两者间的争斗创造了条件——原本两派并不接触的地方因日军撤退而变成了双方互相争夺的地盘，小摩擦越来越剧烈，gong chan党方面通过重庆联络员向我们投诉，但这没什么用……”
这些话还好，赫尔讲的关于重庆和日本之间的军队、地盘买卖更是引发了全场诧异——“日本陆续退出好几个省，除交通要道和重大城市外，很多县城都卖给了蒋z quan——我们看到的所谓收复失地其实就是不断贿赂日军退出的过程，真正通过战斗夺取微乎其微。”赫尔耸耸肩，“与其说日军是被中国人逐出的，不如说他们主动撤退——收缩了战线，提高了军队机动能力，增强了反应速度。”
“这真是奇怪的战争，到底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
“中国？总统阁下，您不如问，谁是蒋的敌人和朋友，谁是毛的敌人和朋友，或许再加一个，谁是汪的敌人和朋友？”赫尔两手一摊，“中国人自己都稀里糊涂，我们又怎么看得清呢？”
“这样不行，必须保卫印度，如果让日本和德国在印度洋一线打通会师，我们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罗斯福的决策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但现在英国人没有舰队可以运送力量到印度，而重庆又不肯派兵，光靠在印度的盟军力量又不足以抵挡日本犀利的攻势，虽然日本目前只占领了锡兰，但谁都知道锡兰才是印度的桥头堡，印度面临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很接近了。
最后，罗斯福口气严厉地对赫尔说：“加大对蒋的敲打力度，如果不愿意帮助盟友保护印度，我们就只能遗憾地将各类物资留给愿意保护印度的人。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日本控制印度，中国会失去所有接受外援的通道。就算我们愿意支持他打gong c一弹。”
赫尔连忙反问：“您支持他打gong chan党？”
“gong chan党和斯大林闹得有些不太像话，适当敲打一下也应该，但要控制节奏和场合。”罗斯福狡黠地笑道，“等打得差不多我们再出面调解，反正既不能让蒋消灭gong chan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