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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清日战争，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称的。和上下一心的日本人不同，清廷内部直到此时对于到底是战是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以光绪皇帝和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对于清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并没有清醒认识，而对此认识比较清晰的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对于是战是和并没有决定权。
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大学士翁同龢作为帝师，在决策的制定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翁同龢此人，是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书法艺术家，此人历任户部及工部尚书、还担任过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虽然担任过军机大臣，但翁同龢本人并不知兵，他之所以主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和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翁同龢曾和他的门生王伯恭就清日两国军力有过一番对比，王伯恭认为中国军力不足，“力谏主战之非”。对此，翁同龢不以为然，嘲笑王伯恭是书生胆小。王伯恭与其辩论，翁同龢对王伯恭的敌我实力判断并不否认，最后抛出的一句话，令王伯恭恍然大悟：“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话什么意思？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检验北洋海陆军，好以此作为整顿他们的理由。
军国大事就这样变成了私人恩怨的发泄口。
自从八月初九出击中和无功而返后，平壤清军再也没有主动出击的想法，一心在平壤修筑防御工事，准备在平壤和日军决战。
哪怕是这个决战，也是被迫逼出来的。
早在八月初，平壤诸军大总统叶志超就召集各军主将开会。在会上，叶志超提出“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唯奉军将领左宝贵力言“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之不敢窥觎中原”。叶志超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朝廷决不会批准放弃平壤，遂作罢论。
至八月中旬，清军在平壤已经修筑了很多碉堡工事以作防御，大概数一下，大同门外船桥里共修筑堡垒五座，外城东北隅，也就是盛军军营外依旧时胸墙修建一道长约半里的长墙，墙高丈余，军中名之曰“长城”。中城最北角景昌门外之高城，筑一大堡垒，设炮位，以防普通江西岸来犯之敌。中城南区有一高地，名叫仓光，在上面修堡垒一座，又设炮台，以固隅角及西南两面之防御。
内城的防御重点，在于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与城北七星门至玄武门—带。大同门至朱雀门一线，利用临江的城墙加强守御，以防止敌人从船桥抢渡。城北则于乙密台利用城墙增修胸墙，并加设炮位，以固城郭向北伸出之凸角。
城东北的牡丹台，是平壤的战略要地，清军在牡丹台峰顶设堡垒一座，又在牡丹台东北江岸边设了一座堡垒互为犄角，以防平壤东路来敌。又在牡丹台以西并岘高地附近筑堡垒三座以加强防御。
胜字营炮营的防御地点就在玄武门。
确切点说，石云开率领的炮营防御地就在玄武门附近的牡丹台，这里是平壤北部的制高点，设置在牡丹台上的炮台，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平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玄武门原本是由左宝贵率领的奉军防守。
左宝贵，字冠廷，1837年出生，回族，山东费城人。卫汝贵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1856年，左宝贵应募从军加入正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清军江南大营，随后，因在战争中有突出表现，至太平天国覆灭时，左宝贵已经积功升至守备。捻军起义爆发后，左宝贵从僧王曾格林沁担任忠勇营营官剿捻，至战争结束后升为参将。1871年，左宝贵任古北口练军后营马队营官，隶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1872年升总兵，1875年升记名提督，1885年获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
左宝贵率军进入朝鲜时，所率领的部队一部分是奉军，一部分是靖边军，共计3500人。这些部队抵达平壤后，派出一营兵力用于后勤运输，又派靖边军右营步队留防平壤后路安州、江原一带，左宝贵手下的部队仅剩奉军三营步队及一营炮队，共计1400余人。
叶志超进入平壤担任驻军大总统后，判断平壤城南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就交由盛军、毅军等兵力较多的营头布防。而对于平壤城制高点的牡丹台，叶志超并不重视，反而认为这一位置易守难攻，在防御线中属于次要位置，交给左宝贵率领的奉军防守。
左宝贵从军多年，深知制高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感觉兵力单薄多次致电盛京将军裕禄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增派援军或者招募新兵。然而，他的要求最终因为“饷窘，械更缺”等原因而一一作罢。
胜字营舍人关一战，战果虽然不多，却也是清军唯一的全歼敌军的战例，在平壤驻军中已经是声名日隆。再加上盛星怀也是胜字营的人，叶志超也要看在盛宣怀的情面上加以照拂，于是，胜字营就被作为援兵，安置在叶志超认为相对安全的玄武门。
于是，当平壤防御战开始时，胜字营和左宝贵的奉军总计近2000人，就要面对日军早已秘密渡过大同江，绕到平壤后路的朔宁、元山支队，这支由立见尚文率领的部队，总兵力约7 人。
当然，石云开并不清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