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正是牡丹台炮兵的真实写照。
战到此时，牡丹台已经成为立见尚文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拔除这个威胁，日军想要打下玄武门就是痴人说梦。
下午两点，立见尚文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山口圭藏少佐率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进攻牡丹台外城；富田春壁少佐率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进攻城后的高地；立见尚文亲率第十八联队第二、第三两个大队，自牡丹台侧绕险隘出于牡丹台护墙背后。然后，三支部队从三面合围，全力攻击牡丹台。
日军的一个大队，标准编制为1100人，立见尚文为了这次进攻，准备了四个大队，如果是齐装满员，共计4400人。牡丹台守军主要是胜字营，全营共计 余人，现在又加上一部分自箕子陵退下来的江自康麾下的仁字虎勇，总人数大概是1200多人。当然，牡丹台还有大约400多名平安道监司闵丙奭召集平壤当地民兵，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比平民好不了多少，搬搬东西还凑活，冲锋陷阵是指不上的。
从凌晨打到现在，胜字营全军战斗减员接近百人，日军一方更是伤亡惨重，参与这次进攻的四个大队，总人数只剩下3200余人，战斗减员接近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军队减员超过三分之一可视为战斗力不足或失去大部分战斗能力，超过三分之二为丧失战斗力。当然也有较为精锐的部队则可以保持在二分之一以下不失去战斗力，而特殊军队的战斗力不依照人数判断。
日本军队是用“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对于“荣誉”的重视超乎想象，他们看重的荣誉不仅包括自身荣誉，也包括集体荣誉、国家荣誉以及天皇的荣誉，这一点想想后世二战中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有多少日本军人和普通平民集体自杀就可见一斑。
现在是1894年，还没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1945年，在这个年代，日本人这种极端思想更加极端，就在三年前的1891年，俄国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就是后来的尼古拉二世来日本游历，在游历途中，俄国太子被日本一名警察刺伤，这就是有名的“琵琶湖事件”，在事后，有一名27岁的日本女子留下了一封对俄国政府的道歉信后拔刀自杀，以命抵罪。
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用白求恩精神来形容都尤显不足。
……扯远了。
1200人对3200人，之间的差距是两千，这种级别的算术题，石云开眨眼间就能给出答案。当然，这种轻松也就是只有石云开才有，对于此时的普通清军，二十以内的数字估计能搞清楚，超过五十应该就没概念了，之所以把数字限定在二十，那是因为人身上手指头加脚指头一共只有20个。
当日军攻击到牡丹台下时，由于地处火炮射界死角，火炮此时已经帮不上多大忙，于是石耀川对防守力量进行调整。牡丹台外城有奉军防御不用担心，前营的防守位置调整到牡丹台护墙附近，仁字虎勇残军防守牡丹台中部堡垒，石云开炮营加上曲章安后营防守牡丹台炮台。
三支部队先说立见尚文亲率的第十八联队第二、第三两个大队，这两个大队本属元山支队，由佐藤正大佐亲自率领，但在石云开的火炮打击下，佐藤正已经一命归西，第三大队大队长牛岛木番也已经魂归天外，立见尚文只能亲自率领。
第二、第三两个大队鏖战半日，减员最为严重，两个大队加起来只剩下不到一千三百人，但他们的士气不仅没有衰竭，反而因连遭重创激起了困兽心理，战斗方式愈发凶残。这和兵法上的“穷寇莫追”是一个道理，鲁迅先生对此理解深刻，有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留存于世。
石耀川率领前营即将面对的，就是这支“穷寇”。
下午三点，三路日军硬顶着牡丹台上发射的炮弹，运动到预定作战位置，开始发动攻击。
双方最先开始接触的，是牡丹台外城一线，防守这里的是奉军。奉军此时正处于困境之中，左宝贵身着朝服亲临一线厮杀，不幸身中两弹，被送到胜字营救护营抢救。在原本的历史中，左宝贵重伤不下火线，在牡丹台失守后心存死志，亲自发炮射击日军，后因伤势过重，战殉玄武门。在这个时空，牡丹台坚若磐石，日军炮兵部队死伤殆尽，局面比另一个时空好得多，左宝贵也能放心前往救护营，把玄武门防守事宜尽付与守备杨建胜和副将杨建春。
没了日军火炮威胁，奉军在杨建胜和杨建春的统筹调度下打的轻松许多。事实上，日军的步炮协同非常厉害，日军在进攻时往往是先隐蔽行军，运动到目标附近，然后隐蔽起来等待己方的火炮打击，火炮开火后，日军就借助火炮掩护，直接冲到目标附近用白刃战解决战斗。在这个冲锋的过程中，日军强调参与冲锋的步兵不准开枪，因为如果开枪，就会浪费时间。
现在进攻的日军失去了火炮掩护，进攻的威胁大大降低，日军前后一共发动了三次进攻，均被防守牡丹台外城的奉军击退。
富田春壁少佐率领的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境况也不太好，富山春壁领到的命令是进攻玄武门城楼后的高地，也就是牡丹台。胜字营进驻牡丹台后，在牡丹台附近修筑了多座防御工事，初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