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部家曾经的女主人就长眠在一棵高大的柏树下。每逢春夏时节，成片的苜蓿、石楠、蒲公英和翠绿色的桃金娘会环绕在墓碑周围，但现在，这里只有一片坚硬的冻土。
当迹部单膝下跪，将花束摆在墓碑前的石台上时藤川凉也沉默地蹲下，双手合十致以问候；而当迹部用手帕擦试碑上的刻字，藤川凉直起身子悄悄后退。
自始至终，他们没有任何交谈。栖息在柏树冠上的信天翁低头俯视着他们，仿佛在看一幕免费的默剧。
大约十分钟后迹部重新站了起来。他拍掉粘在裤子上的雪和枯草屑，掉头朝藤川凉走去。
“其实你不用回避的。”拉开车门的同时，迹部对她说。
“我想给你们留些单独相处的时间。”
“没必要。”迹部说，“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能和她聊些什么。”
迹部幼年丧母，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葬礼在某个干燥寒冷的冬日清晨于这座墓园举行，当时迹部得了重感冒，但必须出席，因此只能裹得严严实实，披黑色大衣，戴黑色羊绒帽，鼻子和嘴也都被黑色围巾挡住，由他的父亲领着，站在即将落葬的灵柩前听牧师祷告，不时在寒风中微微哆嗦，像一棵矮小稚嫩的树。
远处的白色锦帐和桌布被风吹得鼓起来，酒杯在上面跳舞碰撞。
同样穿黑色正装的宾客环绕在他们周围，男士们面色凝重，低头仿佛在数石砖上的纹路；女士则将上半张脸藏在宽帽沿和黑色网纱之下，目光带着同情和母性的关怀，留连在逝者年幼的独子脸上，企图从中读到悲伤的情绪。
但迹部的眼神让她们感到疑惑又失望——安静、茫然、甚至带着点迷糊的睡意，眼眶干净，眼球像坚硬的蓝玻璃，丝毫没有掉过眼泪的痕迹。
面对母亲的离开，这个漂亮的男孩似乎并不感到难过。
“她是个好女人、好妻子，但对那时的我而言，她算不上一个好母亲。”
天寒地冻，他们的运气也不好。迹部踩下油门后车迅速熄火，然后再也发动不起来。无奈之下他只好给家里打电话，说清所在位置，让管家派人来接。
风越刮越大，雪又开始下，熄火后车内变得格外冷。他们并肩坐在后排，同披一条毯子，在封闭空间内像两只依偎在一起取暖的松鼠，同时靠闲聊打发时间。
“她二十一岁结婚，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有了我。她太年轻，又是独生子，缺乏和孩子相处的经验，总是哭闹尖叫的婴儿在她眼里就像个怪物，整日整夜几乎把她逼疯。她曾经学着照料我，却总是搞砸，就好像她天生不适合做个母亲，她见识过各种场面，能够应付许多事可偏偏应付不了我。后来她放弃了，雇保姆将我养到两岁。我开始走路，能跑会跳，也学会思考和说话，逐渐变成了一个不会让她头疼的孝子，这让她感到高兴。她试着和我重建亲密关系，像普通母子一样相处，但她又失败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太淡薄。我不愿亲近她，她也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她带我出游，滑雪或出海，参加茶会和读书会，甚至耐心地给我念睡前故事，但我们依旧客套疏离，所有举动都像上发条那样冰冷机械。在我眼里她并不是个母亲，反而像个陌生的家庭教师。再后来我念寄宿制学校，爱上打球，有了新朋友和可以说话的对象。我们每周才见一面，所以更难再有交流的机会。”
迹部用极快的语气说了一大段话，仿佛这些储藏在心里的文字都被寒冷从体内挤了出来。
“她过世那天我正在比赛，赢了球却打坏了球拍。回家路上我心慌得厉害，总觉得不对劲，到家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大概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默契。但听见消息时我一点也不伤心，之后的日子也像往常那样过。直到葬礼结束后我从教堂回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才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藤川凉在毯子底下握住他的手。
双方的手都已经冻得发麻，隔着两层手套交握时，让人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她怀疑迹部是喝醉了，醉到毫无顾忌地对她敞开心扉，说一些从没提及过的往事，拒事实上他滴酒未沾。
“几个月后我小学毕业，回东京念冰帝国中。”迹部接着说，“国二冬天学年去北海道修学旅行，当时大雪封山，没法滑雪，只能在旅馆呆了两天。旅馆老板给我们讲故事，说六年前他去瑞士度假，也在这样一个气候恶劣的冬天，碰见过一个脾气跟牛头梗似的外国女人。她在一个暴雪天不顾其他人的反对离开酒店，独自跋涉几里地，只为见她被大雪困在公路上，因为通讯中断和她失去联络的儿子。”
迹部停顿了一下，又在藤川凉的注视中慢慢地说：“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她很幸运，在白茫茫的世界里找对方向，赶在冻僵前见到了我们，不至于被归进当地警局的事故卷宗。看见她时我惊讶得要命，埋怨过她的冒失、小题大作和不计后果，却从没想过她做出这个疯狂的决定是为了什么。”
拇指盖大的雪片落在车窗上，又很快被寒风带走，仿佛柔软轻盈的羽毛碎片，填充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