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出了资料以后，贾宏图就开始坐在那里琢磨了起来。上一世修路最后修成鬼的大把人，为啥这么说。首先就是锅炉费问题。国家需要全民的力量，然后也出现了一批人修路，本着谁修路谁收钱的原则，设立收费站，原本是对的。
可是历来华夏人歪念经的本事就大，这一块也不小。首都的大佬们虽然不敢说没有一点儿私心，但是还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所以，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先是部级以下的官员，打着幌子做事，然后就假设一个问题给回馈到了高层。
比如说：这路收费标准需要不需要订下来，我们要是设定了，人家不执行怎么办？
这路每天车来车往那么多车，我们怎么监控他是否都收了费？又是否出现卡拿要的情况，民间做的事最后算在政府头上，一定不好办，说不清楚啊。
这路成了私有化，是不是算是脱离在公家的监管之中，算不算另外形式的自立为王。
一条条反馈还真就戳中了部级干部的心思。最后出台管理条例，任何道路都由公路局和道路监管局共同监管。
并且所有收费由国家收费，可以和个人共享财政数据，然后依造数据返还给投资者钱。
这下下级部门就开始出手了，首先就是投资收费站，然后收费站还得用正式的国有员工，最后，一些政府部门还要享受免费待遇。
好吧，这些完事儿了，又出现问题了，三个月之后，财政局一核算账目钱数不对。公路局拿上几张白条子出来：道路维护费用xxx元。这里面包括用人数量和一些费用，虽然还是有些出入，但是确实差的不多。
部级领导要的是结果，下面反应上来的数据问题不大，他就不再注意了。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的xxx部级领导贪污2、3000万下野双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部级干部，已经达到人生的顶点，再往上就是九大员。
按照古代起码也是正二品从二品的职务，到了这种境地的人，对钱的渴望真的不是很大。首先说待遇上，工资倒是不高，可是衣食住行包括家人的，几乎都是国家配给制，啥都不用钱。
再说每年的福利从80年代开始就没差过，身边有警卫，做饭有厨子，出门有专车，住在干部楼。所以，部级或者副部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贪腐的事情了。部级的时候没有不代表以前没有，省市级还是有些人不能控制住对红尘的奢望，出过手。但是想想他后期能到部级，绝对当时对比不是什么大事儿。
可是为啥又被揪出来呢？是因为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也可能是因为修理错了人。所以，一揪出来的时候都是贪污多少多少，实际上都是秋后算账。
你们随便想，下层的贪污份子都亿为单位的捞钱，一个部长手下是全国性质的人员管理。比如说之前报纸上说某省，某市的交通局局长被查出贪污多少亿。这些人贪污这些钱他敢吃独食？
肯定不会，一定会上交一部分到省里，然后省里的再和部里打关系，反倒是对待部长不需要给钱，只要你的数据好看，部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报纸上一到省级的时候，数额就一下子小了很多。没错，市一级给省一级送礼不会太多，但是送的人多。
省领导班子和九大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小一号而已，实际上华夏因为人口太多，一个省的居民比国外很多国家的人都多，所以享受这种待遇是很自然的。
老用米欧来和国内比，你想想，一个米国一年出20个贪污的，一个华夏出100个贪污的，可是，一个米国也就是华夏的六分之一人口，平均到两个省的样子，根本不算多。要是和一些欧洲国家比起来，一个省长就相当于他们的元首。
他们的元首管理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都是四处冒烟，华夏一个市长都有这样的人口基数了。
扯远了，贾宏图正是想到了这些，所以决定不收费用，自己这条路修建之后，打算兴建农村合作社。合作社这东西，其实不是现在开始的，在建国初期就学习苏联和德国，匈牙利等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华夏也有过。
合作社就是我们知道的学大寨前身，正是因为合作社，才有了个地方比拼政绩出现学大寨，最后放卫星，然后拔苗助长都出现了，等到了后期出现了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范围的受灾。
可是合作社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这是农民间自行的组织团体，脱离政治的话就有利于农业发展。贾宏图想解冻合作社，主要是需要借助合作社来进行土地兼并。
建国初期，土地划分为两块，一块是农民的口粮田，一份是村里的公共田。农民一样也是要上班的，自己家里的田自己家人种，但是村里的公共田需要每家人出劳力，这个叫公分。公分高的人原来的打算是给予一定的荣誉或者实惠，下面的一念歪经，就变成象征了，形式主义了。
农民得不到实惠，还得出公分，就觉得有些不舒服了。尤其是在农忙的时候，自己家里的田还没搞好，就要去出公分，更是有了一定的抵触。而浮夸风更是让人出了工却得不到实际好处不说，还得玩命，这才是导致合作社成为历史的主要原因。原因很简单，没有民众化，都是以最底层的村为单位的行政化。
而贾宏图的合作社又不一样，一个是时代不同，一个是得到的东西不同。首先是入股问题；
都是用田地入股，按照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