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的后期,声称是大唐藩属的新罗汇报长安,高丽联合百济,兵分几路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
皇帝用礼貌的手段阻止高丽的侵略行动,无效。盖苏文甚至拘留了一位长安的使节。
皇帝这才决定亲自征讨这个以下犯上的国家。
当时,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总是禁不住回想起隋炀帝在高丽战争中的惨重失败。
与皇帝最亲密的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也极力谏止陛下亲征,那时唯一赞成敲打高丽的,是李世勣。
尽管朝臣们反对,但这些人里已经没有了让皇帝颇为头疼的魏征,他在十七年时死了。这个保守的家伙!他在贞观十七年一死,皇帝在贞观十八年就开始了精心准备的远征。
魏征,一直以隋末战乱带来的恶果还没有消除为由,劝阻他不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比如:不要进行劳民伤财的、大规模的军事讨伐。
目光短浅!攻占高昌时魏征也是这口调。但你现在看看!皇帝都有了把魏征再揪出来,让他去西州看一看、然后再让他闭嘴的想法了。
第一次皇帝亲征,大唐尽收了辽东诸城、斩获颇丰。
第二次讨伐高丽,大唐水陆并进,朣朦巨舰都动用了上百艘,人马动用的也更多,但一般人看的到的实利其实并不比第一次大。
对此,群臣私下里虽然不敢明说,其实心里总会有个编算。
这次再若伐高丽的话,说不定有个别人,就该用“穷兵黩武”来腹诽皇帝了。皇帝暗道,“难道我愿意折腾?!”
但为将者必谋胜负,而为君者须谋大势,这是不能强求谁的。
西州的来信在朝野上下头一次提出了“抑强扶弱”的主张,这是一股清醒之风!只这四个字,便值一个宰相!
皇帝暗自感叹了几回——真是知音难觅啊!
大唐地域辽阔,周边异族环恃,如果对谁都只凭了一味的杀伐、占领,大唐绝不会有现在的强盛,恐怕早已累倒在四处征伐的路上了。
你占了这一处,那么再远些的另一处呢?总会有一个边缘地带是你不能、不便、也不打算耗费过多精力去占领的。
大唐与高丽、百济、新罗的关系错综复杂。得之无味、纵之不甘,关键在于制衡!
从地理位置来看,新罗位于高丽半岛东南部,与大唐不接壤。从距离上来讲,新罗是三国中离大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丽,西面是百济。
大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丽、百济的侧背,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对高丽、百济的一种牵制。
即使新罗无力发动进攻,终究是高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亲大唐的新罗,才使得高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扰唐。
再从以往三国之间的关系看,在贞观十六年之前,高丽、百济、新罗基本上是友好往来,没有兵戈相见。
大唐出兵讨伐高丽的起因之一,便是高丽擅自封闭另两国通往大唐的道路,不许与大唐往来。
可见三国之间是勾心斗角的。这种三国不和的局面,为大唐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条件。
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且气候与中国大异,再者鸭渌水那边山多地少,地不长草,皇帝从未想过直接出兵统辖。
因而制衡之术才更适合他们——我不占你,占了你难道要养你?但你也不能乍刺,不能生出不臣之心。
到贞观二十一年初,皇帝已发觉鸭渌水以东的形势愈加险恶,也愈加不利于大唐对三国施加制衡之法。
因为高丽不仅袭占新罗城池,导致直至目前为止、还忠心耿耿的大唐藩臣——新罗岌岌可危,而且百济干脆断绝了对大唐的朝贡。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若再袖手旁观,任由着他们胡作下去,皇帝苦心经营的宗藩体系,在辽东之东,便有可能遭到瓦解。
高丽坐大,那是什么局面??岂是一顿饱饭、或一场年景可比。
抑强扶弱。
皇帝猜测,这四个字到底是出自于高峻,还是出自于郭孝恪……
……
这四个字其实既不出是自于郭孝恪,也非出自于高峻,而是出自于高峻的八夫人、西州女司马苏殷。
当时,高峻与郭大人讲过出兵的道理之后,还曾张牙舞爪:
“小弟让人掐了脖子,已经喊不出‘救命’来了,你在这里端坐着连手都不伸、说未接到小弟的求援,说师出无名?只凭此,高丽就是叫我干爹,他也是个不懂礼数的干儿子,欠揍。”
当时,苏殷一边开着玩笑,“怎么是干儿子?等丽容生了,不论男女就叫高丽,”
高峻也不是省油的灯,故作不知地问,“你说……高丽那个人是叫盖苏文还是叫高苏文?”
苏殷脸一红,然后觉着要说得文雅些,便写上了“抑强扶弱”。
因为这四个字,半月后,大都督府的平静就被打乱了。
高峻有点措手不及,因为西州的幸福日子才刚刚开始,百业兴旺,四方平静,牧事繁荣,柳玉如对九夫人丽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时候,三月下旬,长安的诏书到了。
皇帝陛下擢升高峻为兵部尚书、总牧监,兼全国兵马事,见诏赴任。当然丝路督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