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湖虽然一直在筹划手机项目的事情，但是在国内却一直都没有松口泄漏风声，现阶段更没有直接到邮电部去运作。
国内的部长、省长都是日理万机之人，锦湖此时递交申请，什么影响力都没有，很可能邮电部某个官员瞥一眼打个哈欠就将锦湖的申请枪毙掉；一旦第一次的申请给打掉，再次递交申请，要邮电部的官员再抽出时间安排日程讨论这件事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拖一拖就是一年三载。
更何况，九六、九七，产业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甚至纵容国有企业垄断某些产业，在某些官员的脑子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产业政策倾向民营企业？某些官员张口一句：“做梦吧！”你都找不到理由反驳他。
锦湖要第一个吃螃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锦湖虽然没有正面与邮电部接触，但是旁敲侧击的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
邮电部部属企业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但是都缺乏足够的项目资金，所以邮电部以此为借口，将手机批文的事情都按下缓议。
这时候，九六年销售突破百亿、电子百强排名、电子工业部下属的长虹电子有意上手机项目，都给邮电部以技术条件不具备的理由给打消念头；长虹电子一直拖延到七年之后才重新启动手机项目。
当然，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很多问题旁敲侧击是无法知道真相的。
整个手机产业十年展下来的真实情况就是从邮电部开始以及后续的信息产业部对手机产业所执行的产业政策，都使得国产手机轻而易举的就被海外手机厂商实行了严密的技术绑架。
张恪能肯定邮电部部属企业此时的技术积累也远远不够，国产手机从九八年批文落地开始，就采取“市场换技术”的贴牌生产产业策略，扮演二道贩子的角色。早期的国产手机厂商身后都一个或多个海外手机厂商的身影，东信、南方高科拷贝摩托罗拉；科健、大量翻版三星；信依托诺基亚、中电通信背靠飞利浦；桑达让英华达代工等等。这些手机厂商一直叫嚣着要掌握核心的芯片级技术，但是实际情况却展成后期国内手机厂商没有一家能真正做手机，几乎都是由台湾、韩日企业做好之后，再贴上国产手机的牌子，实际沦陷为韩日台企在国内的总代理商，他们却叫嚣着已经“打破”欧美厂商在国内手机市场的技术垄断。
锦湖一开始就要走一条截然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