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心每天给我和耿浩送滋补品，陈菲经常给我送吃的，一买就一大堆，导致病房成了一食物仓库。
我对她说：“姑娘，你把我这一辈子吃的东西都买齐吗？这是要把我补成肥猪吗？”
她说：“对呀，喂肥了就拖到菜市口砍了。”
“猪犯什么罪了？用得着拖到菜市口吗？”
“你这头猪不一样，有文化有思想。”
“为什么有文化有思想的猪要宰掉？”
“王小波说，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只会给社会增添不安定因素，所以要宰掉。”
“那你给我陪葬。”
“哼，想得美！我找头母肥猪给你陪葬得了。”
此时旁边的小白笑得合不拢嘴。
不管对付文心、方笑还是陈菲，这些出现在我生命里面的女人，我心里自私地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围墙，隔开她们。
我时常理智却孤独地存活着，我相信不是所有的野兽都生活在同一片森林里。尼采说，只有野兽和魔鬼才喜欢孤独，或许，我已自封成魔。
远离或许比拥有更有悲剧意味。当我这样告诉袁正时，他说你丫伪善，内心自卑，我看不像你这么**，我追不到付文心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然后我鼓励他奋起直追。
我不相信所谓的命运，只相信选择，并承担其后果。
半个月后，我和耿浩出院了。
晚上袁正在国贸一五星级酒店安排了局，说给我们“冲喜”，报答我们的救命之恩。我说操了，又不是要结婚，冲什么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和耿浩忙里偷闲躲到阳台上透风。
站在北京第一高楼的楼顶，可以鸟瞰全北京的夜景。脚下密密麻麻的各种灯光，星星点点望不到边际，人此时感觉空虚、渺小。
袁正曾说他每次站在高楼上都有想一头栽下去的yù_wàng，我以为这是他小时候缺爱造成的，现在发现这人类的通病，是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
耿浩望着西边说：“这里能看到火车站，还记得我们刚来北京时的情景吗？就从那里出来，来到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
“你想见家？”
耿浩没有听清楚，也许是惊讶我问他这个问题，“啊”了一声。
“你想家吗？”我重复了一遍。
“现在我孤身一人，四海为家，人在哪哪里就是家。”
沉默了片刻，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笑了笑：“你小子现在也懂得煽情了。”
他说：“其实我当然会想家，想f4的小时候，想镇上的一草一木，还有那老头子，哎，他居然看不到我成为一流画家就迫不及待地走了。”
看到耿浩眼角有些湿润，知道他想他爸了。
人就是奇怪的动物，我时常怀念在镇上那种清幽的生活，但人似乎被大城市绑架了，逃不了。”
“这是一种异化。”耿浩说，“们不断创造着高楼大厦、汽车飞机，刷新着历史纪录，亦逐渐丧失了人心，这是进步吗？也许是，但我却矫揉造作地抱着怀疑态度。”
我说：“城市的现代化像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高着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溶解着人们的情感和乡愁。美国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写过一本书叫《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反思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建设大1跃进，纽约温馨的老社区被高楼和高速公路肢解，城市逐渐失去了文化活力，在雅各比看来，城市改造直接影响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老社区享受低廉的房租和毫无拘束的生活，纷纷奔向学院，被僵化的教育体制收编，犹如温水煮青蛙，最后不知不觉被体制化，丢掉了往日的梦想和激情。
“我们脚下这些穿梭于高楼中的人们，多少人混淆着金钱与梦想，自私而凶狠地争抢着生存资源。雅各比将此视为‘杀戮意识’，对吧。”
“你也读过他的书？”我问。
“当然，杀戮与暴力已经内化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形成习惯，屡见不鲜，日益冷漠，每天无动于衷地通过网络观看来自远方的战争与杀戮，我们在茶前饭后从电视中观看直播的杀戮场景。久而久之，人们对周围的杀戮与暴力麻木了，或者出于私心，不再过问他人的求助。不再有怜悯之心。”
“那天晚上发生在小巷子的事情，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喊一声，也许你就不会受伤。我做过多次认真的假设，要是我是他们，蜷缩在屋里听到一个女孩呼救，要不要出去帮忙。答案是肯定。”
耿浩说：“但这是道德问题，不能将自己的道德强加于他人，不然跟独裁者有何区别。”
微风把耿浩的头发吹起来乱飘，像一窝秋天干燥的杂草。这高楼为了防止人往下跳，窗户只能开个小缝，人觉得憋屈。
他俯视着下面的万家灯火说：“我们脚下，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罪恶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
“至少我们融进下面的世界后，不会是罪恶的制造者。”
“不知道，也许制造了罪恶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因为每个阶段对罪的定义和轻重的估算都不同。”耿浩捋了捋那一头不听话的头发。
“罪可不能叠加，做一件坏事跟做一万件坏事的罪恶一样重。”卢泽汓插了进来。
尹德基也出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说：“犯了罪就要受罚，那几个杂种迟早要吃劳改饭。”
我想到了当时的情景，说：“我在被偷袭前，听到他们中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