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混迹乡村
1814年1月11日（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一个后来祸乱大半个中国的造反者出生于广东省花县官禄布村。
如果不刻意捏造，这个人的出生应当没甚么特异之处：红光闪闪，奇香扑鼻，嘴里含块玉或大罗天仙之类……
那都是无聊文人编织的神话。
信口胡说，骗骗人而已。
官禄布距省城广州约九十里，是一个偏僻的小村。
造反者本名洪仁坤，小名儿火秀。他的父亲洪镜扬在屯子里担任村干部，薄有田产，境况不错，算得上中等人家。洪仁坤行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读书，只有他一个人幻想通过读书走上仕途之路，升官发财，改变命运。洪仁坤7岁入私塾就读，14岁参加乡试，前后一共经历十七年，进了四次考场，却始终连个秀才都考不中。
历史无情地拒绝了这个寒酸的读书人。
造反作乱是遥远的事，眼下，洪仁坤急需解决的是如何应付他窘迫的乡村生涯。
18岁时他在家乡的村塾当一名临时教师，坐馆教书，教小孩子识字和基础文化知识。这也是当时很多落第童生所从事的职业。其收入稍可温饱，比一般的穷苦农民好不到哪去！
也可能因为郁闷，洪仁坤染上赌博的毛病，整天泡在赌场。还有人说他曾护送烟土洋货，往来广东广西及湖南边境，牟取暴利。
1837年，身材高大的洪仁坤怀揣路费，背着油纸伞行走在僻静山路上，他还是去广州，去考试。这已是第三次了。接二连三的失败让他的心情灰暗沉重：是我的文章不行，考官有眼无珠，还是上天非要折磨一个身担大任的不世奇才？
不久，发榜了，洪仁坤再一次名落孙山。
洪仁坤受了极大的刺激，怏怏而归。加之一路风寒，回到官禄布村以后就卧病在床，神志昏迷。前后病了四十多天，苏醒后时而唱歌哭泣，时而乱跳乱蹦，声称自己上了天堂，受命斩妖除魔，为人间太平天子；还不时窜出家门，拉住村里的人高歌他“从天上学来的高天之音”。
洪家人极其惶恐。
村子里也纷纷议论洪仁坤疯掉了。
为了防止他外出伤人，洪的兄长用绳索将他牢牢捆在家中、并因为他发癫胡闹狠狠地收拾了他几顿。
顺便说一句，就在洪仁坤这次落榜后在广州街上漫无目的闲遛时，一个叫梁发的人塞给他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一本宣传浅显基督教义的书。洪仁坤心不在焉。而在当时，不论洪仁坤还是编写者梁发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将引发一场绵延十数年、举世震惊的大暴动，死亡人口高达七千万。
在这种极度不满的情况下，洪仁坤写了一首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不满已经走了形。这位贫穷的乡村知识分子，头脑里盘旋的已经不是什么入仕做官，求取功名了。雄心壮志在他的心里膨胀成一种恐怖，王者无道，彼可取而代之。无法想象，一旦掌握了杀伐权，这位广东花县的教书先生，会是个什么样子？
但愿只是一个落榜秀才的几句疯话……
艰难而坎坷的科举之路。
洪仁坤大病之后，继续躲在僻静的小山村里教书。他的性情有了很大的转变，沉静内向，不苟言笑；课余翻阅一些历史、地理及故事传说。
1838年至1843年的五年间，生活颇为平静。
——大约25岁时候，洪仁坤结婚了，妻子姓赖（莲英），是丫髻山下九关村人。
1843（道光二十三年）年春，洪仁坤再一次来到广州，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乡试。或许他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许，他入仕求官的梦想并没有完全破灭。试一试，没准儿能成呢！
残酷的现实又一次击碎了他的企盼。
大清朝的科举固执地拒绝了一个后来被写入中国近代史的人，他投笔于地，慨然长叹，“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历史就这样铸就了。这一年，洪仁坤31岁。
不当官就造反
1836年，或更早一点，历史若接纳这位穷酸秀才，让他顺利地通过了乡试，再通过会试、殿试，由皇上赐进士及第，加官进爵，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历时十多年的农民暴动了？
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
应试举子千千万，落第书生万万千。中榜的皆大欢喜，不中的垂头丧气，收拾文具寒窗再读，以待三年之后吧？怨归怨骂归骂，似乎还没有人想到要造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偏偏花县洪仁坤喊出了“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之士吧”，这有点像黄巢。
黄巢也是个不第秀才，屡试不中，他站在长安城门前，感慨之余，赋诗一首：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其实写两首言词激烈的诗、发几句牢骚，并不可怕，认识几个字就能干。别说“带黄金甲”，就是带导弹也没人管。怕就怕这些豪言壮语不是疯话。一个人如果有反叛之心，又有一定的指挥才能，网罗人材，天与其时登高一呼，可能真的会令风云变色！
1843年，洪仁坤第四次应考，仍然落榜，自此绝了仕途之念。他与他的表弟冯云山、另一个不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