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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安德烈的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虽然洋人在公共租界有着不小的特权，在与华人产生纠纷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偏袒，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特例就是巡捕房正在执行任务的巡捕们。
在前世的时候，孙伟在浏览旧时代租界信息的时候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消息，那是在1891年10月6日的时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收到威克姆先生的投诉，称其在上月19日晚上10时到11时之间，乘坐一辆人力车沿福州路由西往东去时，76号印捕前来拦阻，并非常粗野地将他推到一边，说不能走。
由于他不知道有法律规定不能在这条马路通行，所以他打算继续前进，这时这名印捕又将他推到一边，他亦回推了印捕一下，使印捕倒地。
此时第90号印捕看到这一情况，便跑过来殴打他的头部，并用脚踢他，接着这两名印捕不顾他提出愿意跟他们一起去中央捕房的要求，将他拖往老闸捕房，途中他们遇见了霍华德巡官才被允许离去。
在信中，威克姆指控第76号印捕虐待他，第90号印捕野蛮地踢他。
对于威克姆先生的投诉，董事会的意见是，印捕只是执行命令，制止威克姆先生在这条路上由西向东行驶，如果他要对两名印捕提出任何申诉，他原应立即进行，并在捕房揭发他们，显然印捕的粗鲁行为得到了工部局的偏袒。
当时这篇纪实类型的报道旨在说明印度巡捕在执行任务时的野蛮粗鲁，并且指出他们对西人尚且如此，那么上海许多靠拉黄包车、推小车运输谋生的华人自然更是受到了印捕许多粗暴的对待。
在巡捕房内，印度巡捕虽然在身份上比华人高一点，但也高的有限，普通的华人巡捕虽然没有他们可以借故找租界白人的麻烦，但里面的华人官员，尤其是对刑事、民事案件有着极大表决权的侦探人员却可以享受这个待遇，更何况这一类的官员在租界多少都与当地的地下势力有所勾结，自然成为了白人不愿意过于得罪的对象。
孙伟在巡捕房工作的这段时间并不是一味的玩忽职守，其对巡捕房当下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巡捕房内有职位的华人巡捕、探员。
就目前而言，警务总办处将整个公共租界九个巡捕房分为中西东北四个警区，其中中区包括中央捕房和老闸捕房，西区包括静安寺捕房和新闸路捕房，北区包括虹口捕房和汇司捕房，东区包括格兰路捕房、汇山捕房以及为管理日本侨民而在今年才设立的嘉兴路捕房。
现在的巡捕房在警力上还没有达到民国中后期的四五千人的规模，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维持一个警区内各巡捕房的独欸立性，所以每个警区都有一个由总巡镇守的主巡捕房，其余的则是从主巡捕房派出的由巡官带领的分巡捕房，相对而言这些分巡捕房自然就不会有独欸立侦缉机构。
就以孙伟为例，他虽然在办案的时候自称为中央巡捕房第一侦缉处正探长，但在与中央巡捕房同区的老闸巡捕发生的案件也归他办理。
在早年的时候，虹口地区属于美国人的租界，不过美国人对管理租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于是美国人便将虹口的美国租界合并到原来的英租界，于是形成了现在的公共租界，其治安也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的巡捕房维持。
不过，由于美租界位于苏州河北岸，位于苏州河南岸的巡捕房的治安管理并不有效，于是工部局便效法因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而造成大批中国难民涌入租界所成立的老闸捕房的设置，在美租界所在的虹口地区设立了工部局的第二个分巡捕房。
在巡捕房设立之初，整个虹口租界算得上地广人稀，就连美国自己人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租界生活，不过却被一直没能从满清政府获得租界的日本人当做了大本营，于是就有了嘉兴路捕房，不过这个时候的嘉兴路捕房还不属于虹口捕房所在的北区，而是属于从美租界分出来的东区。
与后世印象中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日本人还没有一战之后的嚣张，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除了一定量的情报工作外，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比例最高的自然是响彻整个东亚的日本妓欸女。
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注重礼节的民族，这一点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就像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边大肆屠戮中国百姓，一边卑躬屈膝的请求有名望的中国人出来的维持局面，不过在受到决绝的时候又毫不犹疑的将他们卑躬屈膝的对象杀死，这在大多数的国人看来完全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
这个时候的日本女人在礼仪方面比他们的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虽然不用出去工作，但却能够将家里整理的仅仅有条，当丈夫回家后甚至连换鞋、脱衣服这样举手之劳的小事都不需要丈夫动手，一如《小姨多鹤》中多鹤伺候男主人翁那般，而这一点正是一个出色的妓欸女最应该具备的。
日本女人大量出口到东亚和东南亚做妓欸女其实也是由日本当前的大环境决定了，当下的日本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打败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满清政府和庞大的沙俄政府，但依然改变不了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