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低于组合1相应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图2所示的两组成本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中组合1的3组效率基本接近于1，而且比组合2的3组效率更高，组合1显然高估了
效率，这说明不良贷款对成本效率有着显著的膨胀效应，与姚树洁等(2011)的结果基本
一致。这些结果充分证明，以往文献把没有扣除不良贷款的总贷款作为产出，会系统性高
估成本效率;而不良贷款作为投入时会低估利润效率。因此，选择净贷款而不是贷款作为
投入或产出，即组合2所测算的效率比组合1更为合理。
现在以组合2为基础，分析资本投入对效率的影响。图3和图4比较了组合2的3
组效率，其中效率1是没有考虑资本投入的测算结果。图4显示，成本效率中，效率1远
远高于效率3，也高于效率2;图3的利润效率中，效率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效率2和
效率3。上述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资本投入，无论成本效率还是利润效率，与效率2及
效率3相比较，效率1被高估。理论上，银行资本是缓冲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因此相对于
债权人，股权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在所有的融资成本中，银行资本的成本最高，因此，
银行资本对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上述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均说
明，在测算效率时，如果不考虑资本投入，无论成本效率还是利润效率，其结果均会高估。
其次，比较无效率同方差与异方差两种情况下的结果，并证明本文所采用的非效率项
存在异方差的合理性。图3中，组合2的三组效率的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图4中的效率2
和效率3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说明利用(2002)的非效率项存在异方差的模型
所测算的效率具有很好的稳健性，或者说假设非效率项同方差或异方差的结果没有系统
性差别。但是，效率2和效率3，哪个结果更合理呢结合表1的结果发现，无论利润效
率还是成本效率，均拒绝了“无效率项的方差为常数”的原假设，而且至少一个变量对无
效率项的方差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无效率项存在异方差，效率3更为合理。
最后，比较成本效率3与利润效率3，并与其他文献相比较。从图5看，本文测算的
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走势具有较好的吻合度，两个效率从1994－2001年基本上是下降
的，2001－2004是上升阶段，然后比较稳定，2009年后处于下降阶段。这个结果与我国
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制度改革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基本一致。1995年以来，我国国有企
业效益大幅下滑，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1998爆发的
亚洲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效率下降;直至2002世界经济的复苏和2003年开始的对国有
银行实施“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完善治理制度”的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
次制度改革，才使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益逐步得到好转，因此，银行
效率在2001年见底后，逐步好转;2007－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也产
生了一定影响，利润效率、成本效率分别从2009年和2008年开始下降。
本文与姚树洁等(2011)所测算的利润效率的走势基本一致，但成本效率相差较大。
姚树洁等(2011)测算的利润效率从1995－1998是下降的，然后一直上升至2007年，2008
年才有所下降。本文所得到的在样本期初和期末的结果与他们一致，特别是2003年开始
的国有银行注资大幅改善了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并使效率得到显著提升，2008年的金融危
机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稍有不同之处是，本文的利润效率的最低点发效率低于组合1相应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图2所示的两组成本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中组合1的3组效率基本接近于1，而且比组合2的3组效率更高，组合1显然高估了
效率，这说明不良贷款对成本效率有着显著的膨胀效应，与姚树洁等(2011)的结果基本
一致。这些结果充分证明，以往文献把没有扣除不良贷款的总贷款作为产出，会系统性高
估成本效率;而不良贷款作为投入时会低估利润效率。因此，选择净贷款而不是贷款作为
投入或产出，即组合2所测算的效率比组合1更为合理。
现在以组合2为基础，分析资本投入对效率的影响。图3和图4比较了组合2的3
组效率，其中效率1是没有考虑资本投入的测算结果。图4显示，成本效率中，效率1远
远高于效率3，也高于效率2;图3的利润效率中，效率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效率2和
效率3。上述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资本投入，无论成本效率还是利润效率，与效率2及
效率3相比较，效率1被高估。理论上，银行资本是缓冲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因此相对于
债权人，股权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在所有的融资成本中，银行资本的成本最高，因此，
银行资本对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上述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均说
明，在测算效率时，如果不考虑资本投入，无论成本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