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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转自柴静博客。
她是半个世纪前潜伏台湾的中.共女特工，从国民党高层获取重要情报，被捕后吞金自杀，最终刑场牺牲。
“你问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你，现在我回答你，我将以最好的态度对你。”——这是她临行前写给所爱人的最后一封信。
“问题处理得不好，你我都苦了好几年。我在不能排遣的时候也会放怀痛饮，以致酿成胃溃疡，直待出血之后，才完全戒饮。……你问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你，现在我回答你，我将以最好的态度对你。”
这是朱枫临去台湾潜伏前，给她丈夫朱晓光写的信，提到的“问题”指的是她长期地下工作与丈夫分离，他们的情感曾因有第三人的出现，令双方备受折磨。但当她写下后面这句时，他们显然已经度过了婚姻的危机，她的字句里充满了苦涩之后重新燃起的爱意与对新生活的期待。
丈夫朱晓光在回信中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然后她拍了一张坐在藤椅中浅浅微笑的照片回赠，在照片背面是她娟秀的字迹：她已深深地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很多时候，我会希望历史就定格在这一秒。此时，她46岁，她丈夫朱晓光35岁。如果再往前倒，会发现他和她的结合曾面临巨大的世俗压力。他是她前夫的远方外甥，在辈份上，要管她叫舅妈。两个年龄和辈份都不相宜的青年在抗日战争爆发的乱世中投奔了共同的事业，经历了生死营救的磨难、感情的分合，即将迎来来之不易的解放和团聚。如果再往后倒，她很快就要收到组织委派，去往台湾与高级将领接触，获取极为机密的军事情报，她将在临行前经历犹豫和痛苦，但请示组织后，组织说“可将个人愿望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组织决定”，她最终成功完成任务，但在返回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枪决。照这张照片时，距离她生命的终点已不过数月。
我曾在深夜数遍地重温《潜伏》，看着天花板，想像每一个角色的生命背后真实的投射，经常想得眼睛发酸或心里发冷。全剧里面最有力量的镜头，一个是翠平抱着幼弱的娃儿，站在山口，望眼欲穿地眺望着远处绵延而空无一人的山路；一个是余则成再次奉命在台湾成婚时，脸上无声滑落的泪水。
朱枫，我想问你，临去台湾前的那一夜，你在想什么？
去年七月，柴静和编导王映潼去往舟山拍摄《寻找朱枫——半个世纪前的潜伏者》，她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档案，走访了朱枫的儿女、重回了朱枫少女时代的红色绣楼，翻阅了她与丈夫和亲人的通信，询问了朱枫被抓捕时的见证者、也拜祭了朱枫在明孝陵山顶的衣冠冢…… 朱枫到底是谁？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她在那个特殊的大时代里如何选择独立自决的命运？她为她内心的忠诚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对她的追问，长久地盘旋在我们的内心。
龙应台曾写到马英九在2005年如何以党主席身份向台湾上世纪50年代前后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受难者家属鞠躬致歉，在文中，她回忆了许多在她童年记忆中突然失踪的人，在这个段落的末尾，她笔锋一转，写道，“當然，還有真正的‘匪諜’，譬如朱諶之，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她文中的朱谌之，就是朱枫。
朱枫确实是有真信仰的，为了支持革命，她数次变卖家产，包括收藏的字画和手上的戒指。女儿对她最深的印象就是慷慨，“从来不吝啬钱，把钱都捐出来，都给这个团体，给那个，就这样。”
为了隐匿身份，她让唯一的儿子住在继女家中，长期管自己叫外婆。她不让女儿随便把朋友带回家，因为她深知地下工作的形势险恶、怕女儿不能鉴别。她为了营救丈夫，曾经三次乔装成阔太深入上饶集中营，她也曾在刑讯导致的腿伤未愈时，爬入日军封锁的“新知”书店，就为拿出革命所需要的物资。她是那种大胆、泼辣、有急智的女性。女儿日后在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时并不觉得惊讶，“我觉得她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可能性”。
为了帮助组织完成任务，她去往台湾，借住在前夫女儿阿菊的家中，而更大历史的巧合则在于，阿菊是国民党的特工，而朱枫作为共.产.党的特工，与继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对此阿菊在朱被捕前一无所知。
朱枫的儿子说，她的内心肯定是有过不安的，但她“必须克服，这些基本人性中可能产生的伤害跟残忍那一面。”
阿菊在朱枫案发后，没有去领取继母朱枫的遗骸，60年后，她对于前去寻找遗骸的秦风说：“朱枫是共.匪。”可见两岸的隔阂在阿菊心中烙印之深。
坚定如朱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中，也被质疑曾经叛变，甚至有人说她没死，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有人声称“看见”她返回了国内……朱晓光也受到很多冲击，挨打挨整，剃阴阳头，在寒冬腊月双手绑高，“坐飞机”挨斗。儿子朱明唯一坚持的，是每年自己在家中，暗暗地保持着对母亲的祭奠。
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虽然后来另娶，但他始终忘不了朱枫和他的患难感情。上饶集中营一共关过三千多人，成功脱逃的也就58人，如果不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