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超越，今年……算了，这不重要。
我有一个习惯，说来话长。
我的记忆是从四岁的某一天开始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非常早了，但是以我后来的记忆力而言，它开始的太晚。而我之所以能把它具体到某一天，是因为那天我见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小时候我有点“大头娃娃”，显得头大身子小，人也傻了吧唧的。当然后来长大之后我知道那叫脑积水，脑袋里边那些沟沟回回都被脑脊液泡没了，人会越来越傻，看不清东西说不了话，整天睡觉，指不定哪天睡过去就没了。
那时候大人干农活就拿几个草垛立起来，把小孩围在中间放在地头上，相近的几个村加起来也没一个幼儿园。不过我们村的地“瘦”得远近闻名，又冒着盐碱花儿，种了也长不出什么，所以即使不用交税承包也没人种地。随着进入村子的第一条公路修起，我爹妈就开始了小摊小贩的生涯。
那天，我妈在唯一一条公路边的小树下卖着从公井里打上来的水煮的茶，我拿着一小块她切给我的甜瓜在旁边的一个地沟里玩泥巴，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一个个子很高的叔叔，他在我旁边蹲着，问：“小朋友，这个七十二星宫图是你画的？”
我当然没有回答，我要是能答话那就不叫“大头娃娃”了。
那个叔叔伸出一根手指在我撒尿和的泥巴里又点了一个点，说：“这里少了一颗文昌星司命，你不记得他了吗？”
不知为什么，我直觉他问的是“他”，而不是“它”。
我看向他戳了个窝的地方，忽然就能正常说话了，我说：“不记得。”
他看了看我，点点头：“不记得就好。”
然后又在泥里画了几笔，把那个泥窝和其他几个泥窝连起来，画成了一个月牙，又把另外几个泥窝连起来，画了一柄勺子，指着其中一个点说，“这颗是你，文曲星天权转世。前事莫追，忘了的就忘了吧。”
临走时他还摸了一把我的大脑袋，说：“这孩子，才四岁脑袋就这么大，长大了肯定不得了，好好学习。”
后来我知道我的毛病叫“脑积水”而不是“脑袋大就聪明”的时候我就决心把这个傻逼说的话忘了，可他戳的那个泥窝我却再也忘不了。
他走之后，我看了一眼手里的甜瓜，忽然觉得沾上泥和尿了不能直接吃，至少应该拿水冲冲——在此前的一两年中，我一直是带着泥或灰吃地下捡来的所有东西的。
农村的孩子都不怎么讲究卫生，我爹妈为生计奔波都来不及，也没有学前教育经验，还以为我是跟其他小孩玩得慢慢就懂事会说话了，没当一回事。
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回家说了说，我妈一边给我盛着清汤稀饭一边说：“现在的人贩子，太不走心了，连个糖也不给你。”
但是我爸听了十分紧张，毕竟我们家的家境生不起第二个孩子了，这要是我再整天乱跑被拐走，岂不是他这几年喂的粮食都白费了？于是，第二年，年仅五岁的我，被我爸一只鸡两瓶刀子酒找了个亲戚，提前塞进了离家十八里地的一所小学，从此，我开始了我长达20年的寒窗苦读之路。
随着年纪渐长，脸和身子的体积渐渐跟上，我的大脑袋已经不显得那么突兀了，当时班里算上我一共是20个学生，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而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那年夏天，我拖拉机转公交车再转客车然后是火车，下了火车又倒了两趟公交车，总计百十公里的路倒了可能得有一千八百趟车，被路上的热风把我“呲喽”熟了几遍，终于到了我爹说“毕了业能有一技之长，啥时候都下不了岗，家里人生病了还能给看看”的沈城医科大学。
我脚上趿着沾着泥的塑料拖鞋，抱着刚发的干净被褥枕头水壶凳子，用脚踢着我爹妈当年结婚去什么山头蜜月旅行时跟团发的大行李包，耳朵上别了根烟，拿着宿管给的钥匙挨个数房号。
“1524，1526……”
等数到我住的1528的时候，好巧不巧，正好这间门的门牌没了，按我们那的说法，进宅第一天，门头就没了，这非怪即妖，有点儿邪气。
正是大中午，我也没啥可怕的，我就从大敞着的房门往里看了一眼。
那天室外气温大约30度，室内也好不到哪儿去。屋里桌前坐着一个男生，端坐得肩正背直，一手按在桌上，一手拿了杯热茶在喝。
他轻轻地朝杯口的水面吹了一口气——不是我从外面跑回家急着喝水的时候大口大口的那种吹气，也不是喝汤的时候要把葱花芫荽撇开的那种吹，他吹的那一口，就像，就像……
一声叹息。
我忽然觉得，他吹的不是热气儿，是寂寞。
可这么热的天，还捧着杯热茶，我们老村长都不干这事儿，这孩子是不是给热傻了？
最重要的是，我这么大块儿头的人往大门口一站，他眼皮儿都不给我抬一下，还低头又喝了一口茶？哟，城里人这么牛呢？
我就又打量了一眼。
他穿着黑色的polo衫，衣服的下摆扎进了白色的休闲裤里。
是的，这么热的天，他穿了件最吸热的黑衣服；在“报到”这么翻山越岭的日子里，又穿了条白裤子。
我有点佩服他。
紧接着我低头粗略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拖鞋和大裤衩子，以及仿冒某克的篮球服大背心……这就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