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也是冲动了”，柏常青说道，“团里安排的，让我们连看垃圾池，不允许往里倾倒建筑垃圾。
可是，八连的战士，不但不听劝阻，还把我们值班的战士给打了，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不欺负人吗？
仗着人多势众，咱也会。
我一气之下，就让班长吹哨集合，去拦那几名八连的战士，结果，接着发生冲突，打了群架。
得知八连也集合了，准备找我们报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
这样报复来报复去，两个营都能打起来。”
为了逃避责任，我又集合全连，让大家在团机关来调查时，说是自发的。
后来的情况，你们就都知道了。”
谈话到此，杨文斌和朱焕友也是为柏常青惋惜：如果在战士被打之后，能冷静下来，不发生后面的冲突，那么理亏的，就是八连的干部战士了。
可是，事情没有假设，已经发生了，就得承受应该承受的后果。
询问完了五连指导员，杨文斌的心也就放下了。
终于调查出了真相，幸不辱使命。
剩下的事情，就是上报团首长，和团常委开会进行处理了。
这些事情，就是机关的首长的事情了。
连着熬了几天，杨文斌都有些受不了了。就回到一营，休息去了。
几天之后，团召开了干部大会，五连指导员因为组织支持打群架，受到了行政严重警告的处分；
而八连指导员则因为临危不乱，果断处置，受到了团里的通报表扬。
被打的战士，则由动手打人的战士赔偿了医药费，并且进行了道歉。
这件事情，经过几周的拉锯，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周日上午开始，杨文斌感觉头发沉，浑身酸痛，不爱动，开始以为感冒了。
中午，去吃了一顿火锅，睡了一觉仍不见轻，摸头感觉热、烫，便从营部卫生所拿了温度计一量，已烧至三十九度八，只好去团卫生队打了退烧针。
可是，白天高烧退了，晚上却还是高烧。
没办法，杨文斌只好到团卫生队开了吊瓶，打了三天。
却仍是停留在三十八度上下，不能恢复正常。
期间又拉肚子，尽管在团卫生队吃了药，但仍是效果不理想。
周五，参加了团交班会，杨文斌发现视力大幅下降，不但远处树木重影，就连会议室对面的人都需要戴一下同事的镜子才能看清。
杨文斌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病了，不能再挺着了，就向团首长请了假，决定去煤都市检查。
他先是到了一家叫做银通的专科医院检查眼睛，检查的结果，果然有病变。于是，又到煤城最权威的铁东医院进行眼底造影，下午回银通医院取验血结果时，医生说血检不正常，白细胞比正常值少近一半，其他多项也不正常，建议他们立即住院治疗。
因为担心下午检查的指标不准，第二天早晨，杨文斌又到营城中医院检查血常规，可是结果仍不正常，医生建议马上到煤都市做骨髓穿刺，怀疑是血液病。
“血液病？难不成是白血病？”这可是晴天霹雳。
杨文斌念初中的时候，就看过岛国电视连续剧《血疑》，讲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中学生，不幸患上了白血病，从而，因为输血，却发现了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的事实。
但是，尽管不是亲生父母，却胜似亲生父母，非常非常的爱她。
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女学生最后却也没有留住生命，在花季殒落了。
“这样倒霉的事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吗？”杨文斌实在不相信。
考虑到昂贵的治疗费用问题，他决定回团开介绍信，到部队体系医院去检查。
杨文斌乘上大客车，在一名小战士的陪同下，直接到了襄城的一三〇一医院进行检查。
俗话说，“朝廷有人好办事”。杨文斌便求了一名家属在这个医院工作的干部，联系人带着他们先检查尿、血，肺拍片，心电图，体温，将他收治在内一科，也就是血液科。
住了院，各种设备和措施就都用上了。
先是二级护理，做先锋试验过敏。
第二天，一天就打了七个吊瓶，从早晨七点，一直打到半夜十二点。
护理等级也相应提高到一级，要求卧床休息，二十四小时监测尿量。
李春华在得知杨文斌住院的消息后，也向单位请了假，挺着怀孕的肚子来医院护理杨文斌。
看到杨文斌，略有消瘦，躺在床上一级护理的样子，李春华立刻担心地哭了起来。
杨文斌知道她是心疼自己，就极力宽慰着他，告诉她，自己没是，只是小问题，找到病因就好了。
而医院，仍是按部就班地对杨文斌实施着检查。
接下来，是对肝、胆、脾、肾、心等脏器进行全面检查，抽了十几个试管血，分别化验流行性出血热，甲、乙、丙、戊肝、艾滋病。
甚至，还得做骨髓穿刺。
以前，杨文斌听说，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做骨髓穿刺的。
“难道，自己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了吗？不，不可能，自己甚至，除了发烧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症状”，杨文斌内心极力否认着。
十几个医生、护士，呼拉拉地涌了过来，给杨文斌脱衣服的脱衣服，转手术裙的围手术裙，打麻药的打麻药。
春华，作为家属，被撵出了病房外，这样血腥的场面是不适合